|
■周八駿 資深評論員
經過近10年的實踐，香港與國家主體在經濟上已不可能涇渭分明，在政治上也難以「井水不犯河水」。這就要求內地全面深入地了解香港，也要求香港全面深入地了解內地；要求在香港普及對國家主體的認識，也要求在內地擴大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認識；要求香港理論界加強加深對國家主體的全面研究，也要求內地理論界加強加深對香港的全面研究。
2006年8月中旬，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主辦「《當代經濟學系列叢書》20周年座談會」，50多位中青年經濟學家共話「中國經濟發展、中國經濟學家和中國經濟學」。20年來，由中國內地著名出版家、經濟學家陳昕先生主編的《當代經濟學系列叢書》共出版了200多種書籍，包括專著、譯著和教材參考書，造就了一代中國經濟學家。張維迎、林毅夫、樊鋼、洪銀興、周其仁、汪丁丁、易鋼等等，都是這套叢書的作者。
兩地學界皆應視香港
為中國的一部分
我應邀出席該座談會，在座談會臨結束時發了言。我注意到與會者在發言中都沒有提到中國的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於是，善意地提出批評：「本座談會所稱『中國經濟發展、中國經濟學家和中國經濟學』看來是不包括香港、澳門的，嚴格說來不夠準確。應當把香港、澳門的經濟學家看作中國經濟學家的特殊群體。」並建議：「把研究香港、澳門經濟以及香港、澳門與廣東省珠三角經濟一體化問題列入中國經濟學的範疇」；「《當代經濟學系列叢書》應與時俱進地發表香港、澳門尤其香港經濟學家的作品以及關於香港、澳門與內地經濟尤其廣東省珠三角經濟一體化的研究成果。」
引起我對幾個月前那一次經歷回憶的是，2006年10月24日《明報》A27「論壇」發表的歐陽五先生的文章《內地經濟學家該補補香港課》。我以為，不僅內地經濟學界應當視香港經濟學界是中國經濟學界的一部分，而且香港經濟學界也應當視自己是中國經濟學界的一部分。推而廣之，香港和內地的社會各界都應當視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並且，在「一國兩制」的制度安排下，真正樹立香港是中國特殊部分的觀念。
兩地應互相深入全面了解對方
就在2006年10月24日這一天，《信報》以《通緝周正毅考驗中港監管機構》為題，就香港廉政公署向香港法院的裁判官申請發出手令通緝上海地產前主席周正毅歸案一事發表社評；該報第三十頁則發表蘇培科先生的文章《提防A+H模式讓內地淪為影子市場》，批評有關當局允許國企同步發行A股和H股可能產生的弊端。
正如我在《「一國兩制」實踐深化的反映》（載本欄2006年10月17日）中所指出：「隨著CEPA不斷深化和擴展，『一國兩制』偉大實踐邁入新階段。即：隨著香港和內地經濟不可阻擋不可逆轉地一體化，隨著兩地居民相互交往日益頻繁和不斷深入，『一國兩制』涉及的問題和矛盾，不再僅僅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如何看待國家主體的制度和中央政府的政策，而是開始包括內地居民如何看待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制度和特區政府的政策。」
與此同時，香港居民對於特區政府如何處理香港與內地、特區與中央的關係，內地居民對於中央如何處理內地與香港、中央與特區的關係，都已產生並將不斷產生越來越多的看法。其中，有利益的矛盾，有價值觀的分歧，有政治立場的差異，有具體方法的不同。無論如何，應當維護「一國兩制」的原則。
「一國」之內的「兩制」，「兩制」並存於「一國」。經過近10年的實踐，香港與國家主體在經濟上已不可能涇渭分明，在政治上也難以「井水不犯河水」。這就要求內地全面深入地了解香港，也要求香港全面深入地了解內地；要求在香港普及對國家主體的認識，也要求在內地擴大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認識；要求香港理論界加強加深對國家主體的全面研究，也要求內地理論界加強加深對香港的全面研究。
加深對國家認識
才能擺脫政制發展困局
我在《把焦點引向為普選「創造條件」》（載本欄2006年10月10日）一文中指出：「香港政制問題的吊詭在於：香港相當一部分人對於國家主體政治制度仍然抱持成見或誤解，所以急於普選；但是，只要這種成見或誤解沒有得到消除，『一國』之內『兩制』未能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香港的不同政治派別未能求同存異、進而相互磨合，那麼，香港就不具備基本的社會政治條件來推行普選。這是當前和今後一段時間香港政制面臨的困局。我們必須想辦法擺脫這樣的困局。」我相信，只要香港能夠加深和擴大對國家主體的認識，從而，不是脫離國家來看香港，也不是脫離香港經濟發展來談香港政制發展，那麼，香港政制發展就一定能夠擺脫以上所述的困局，《基本法》規定的香港發展民主政制的目標就一定能夠盡早實現。 (本欄每周二刊出)(文匯論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