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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運的景象。
■袁 輝
明朝被清朝取而代之，並不是短短一瞬間就發生的天翻地覆。1644年明崇禎帝駕崩後沒多久，清攝政王多爾袞聯合沖冠一怒的吳三桂，把李自成從北京趕出去，清朝順治帝坐了龍椅。但順治帝的這把龍椅坐得並不舒適，中國南方先後出現了弘光、隆武、魯王監國、永曆四個南明政權，鄭成功和張煌言又多次聯軍順江北伐。康熙元年（1662年），吳三桂在昆明絞死了從緬甸俘虜來的永曆帝，南明最後的政權才告瓦解。
這十八年間，中國許多知識分子並不認同清朝的正統地位，他們暗中還是遵奉明朝的曆法，以明朝的「遺民」自處，不和清朝政府合作。其中最著名的知識分子有南方的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還有北方的傅青主。
明朝的知識分子有個壞風氣，就是好空談，好虛狂。明朝初期國家強制頒布的科舉考試方法，也讓讀書人在《四書五經大全》中畫地自牢，心胸和視野都日益狹隘萎頓。明朝滅亡前，一部分讀書人已經開始反省延續了幾代人的精神危機，例如傅青主，他在山西的讀書人中聲名早著，但一次科舉考試失利後就不再執著。他不但批判明代科舉考試的思路對真才實學的戕害，還進而否定了八股考試的精神核心「理學」和它在明代的衍生「心學」，認為這都是對儒學的畫蛇添足。
這些學者從小小的書房中走出去，把心胸和眼界都放開，行萬里路，從南到北，由北向南，好像後來中國的「串聯」。他們行旅中國，有些是為了追憶故國，有些是為了暗中尋訪和接觸反清復明的活動，也有些是為了實踐過去讀書人「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求知態度。
後來，顧炎武寫了《日知錄》一書。日知，有「每日之識」的意思，以筆記的形式把閱讀、考察、見聞、思考的心得用且長且短的篇幅記下來，每篇都是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追溯和反思。篇幅雖短，往往有傳道授業解惑的意義。後代的社會學家、哲學家、政治家、經濟學家、歷史學家，都能從中找到許多有趣的啟發和資料。
比如他說「漕程」。漕，就是漕運，廣義是指南北運輸。這在交通不發達的古代中國，可算得上是最重要的國家管理範疇之一。顧炎武讀了《山堂考索》，把唐代和明代的漕運狀況一比較，發現了大問題。原來，在唐代國家對漕運是有嚴格管制的。在陸路，規定馬作交通工具一天走七十里，如果是驢，一天走五十里。在水路上區別就更嚴格，載貨的船如果是逆流而上，在河上一天走三十里，在江上走四十里，其它水路則可以提速至七十里。如果是順流而下呢，速度就可以提高大約一倍。如果是經過三峽這些特殊地段，則國家不規定具體的速度。為甚麼要有這種規定呢？顧炎武說，這可以讓人和交通工具的運輸能力發揮得恰到好處，既不會過於疲憊，也不會因為太慢而導致交通堵塞。但是到了明代，國家除了一些方面還延續唐朝制度外，大體已不作規定和管理，導致人困馬乏。顧炎武感到奇怪：「豈非後人之急迫，日甚於前人也與？」後來的人，為甚麼那麼急躁呢？一個國家如果漫無限制地追求速度，不加以理性的管理，反而會欲速不達。
歷史上，秦漢以後就把封建制改為郡縣制。漢代的郡，到唐代改稱為州，類似於現在的市。有意思的是，在唐代又出現了一個新的行政區域名稱——府。顧炎武總結說，其實府的行政區域和州是一樣的。那二者有甚麼區別呢？原來，在唐朝初年，只有建都之地才能稱府，只有京兆和河南兩個府。但後來只要是皇帝經過和發跡的地方就會被「升級」為府。例如武則天把并州改為太原府；唐玄宗把蒲州改為河中府，把益州改為成都府；唐肅宗把岐州改為鳳翔府，把荊州改為江陵府。到了宋代，更是一發不可收拾，宋太祖以歸德軍節度使身分黃袍加身，歸德軍在宋州，他就把宋州改為歸德府；宋太宗趙光義曾經是晉王，當了皇帝後把并州升級為太原府；宋仁宗在建業被立為皇太子，後來把建業改為江寧府；宋徽宗當皇帝前在廣東端州，坐上龍椅心情大好，就把端州升級為肇慶府。以至於後來有些馬匹精，摸清了皇帝的心理，紛紛上書，建議把這些皇帝曾經留下足跡的地方都升級為府。
因為中國皇帝和中國百姓的這種虛榮心，到了後來，中國是無郡不府，只有一些山高皇帝遠的地方還保留著「州」的地位。在一些下轄於府的州，官員的地位就和縣令差不多。顧炎武很感慨，他感到這種好虛名的風氣導致了整個國家體系的混亂。
這些知識和思考，看起來很瑣碎。交通的管理也好，地方政府地位的變遷也好，看起來是無傷大體的細節。但中國社會就是在這些細節的無序變化中變得混亂，最後導致毀滅，然後推倒重來。當整個社會天翻地覆，知識分子要麼變成狂飆突進的變革者，要麼轉為憤世嫉俗的復古主義者。無論是哪一種，都會對體制的問題作切實而具體的反省。顧炎武的思考和發現，對今天的國人仍有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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