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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駐校工作是我投身社工行業的第二份職事，在九十年代初期每周需派駐三間中學，平均每間學校駐留一天至一天半，那時兩間學校在馬鞍山，一間在田灣。每天大清早我便離開港島東老家，風塵僕僕的趕回學校，總有幾隻「迷途小羊」在輔導室外待見，有時還有焦急的老師等著要轉介同學給我。大半天關上門面見學生，然後打幾通電話聯絡家長、與有關老師會晤、寫寫面談紀錄，一天的時間過得飛快，工作是沒完沒了。留駐每間學校的時間少，所接觸的也無可避免是問題較急、較嚴峻的同學，而且，十居其九都是校方轉介，主動要求協助的甚少。那時學校社工扮演著治療師的角色，難以「大眾化」起來；似乎只集中照顧「有問題」的同學（其實每個人都充滿問題）。難怪當時要見學校社工的同學大都諱莫如深，甚不情願向他人透露要約見學校社工。
留駐一校成活動搞手
隨著社會越來越複雜，青少年問題趨向年青化，政府開始投放更多資源到學校社工服務。我的駐校生涯也由派駐三校轉為兩校，最後演變成今天的「一校一社工」。還記得在「一校一社工」實施初期，老師、家長、行家在初相識時總要問：「你派駐多少間中學？」，大抵是坊間對學校社工的「閃蜜蜂」(Busy Bee)形象太牢固了。自從專心駐留一校後，我在時間分配、工作模式和角色定位上都得作出頗大的調校。首先，從過客式駐校到長駐候教，我有更多機會走出輔導室，接觸一整校的學生和教職員。我再不能只是接案專家，也得是小組與活動搞手、師生關係的緩衝者、親子溝通的中介人，就像魔術師一樣百變。雖然同樣是處身於次環境(Secondary Setting)，但我與師生較能建立自然、親和的關係。在這數年「教改」不斷，師生壓力大增之時，我也成了一鍋心靈雞湯，給他們提神打氣。再者，在這三、四年間，社署、賽馬會和各大財團都慷慨地提供大額資助，讓有學校社工服務的機構為中學生舉辦各項培育計劃，學校社工自然得是舵手中的一員；聯繫、行政工作日益繁重，如何兼顧行政與輔導工作以取得平衡是高深學問。
學生得益疲累在所不計
很多時候，工作至身心疲憊、難以振作起來，當念及每天奔波裡或多或少也回應了學生、家長、老師的需要，有時甚至耳聞目睹他們在進步，心裡就滿有平靜安穩。畢竟，學校社工是一份「服務人」的專業，權衡輕重之下，無庸置疑，學生、受眾的益處仍是最為重要的。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學校社工 劉蓓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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