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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新生（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
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經過慎重研究，決定同意廣州市將盜竊罪的起刑點從2000元降為1000元，今後凡是在廣州市區盜竊數額達到1000元，都會被立案偵查，並且以盜竊罪移送檢察機關提起公訴。（2006年10月20日《南方都市報》）
這本來是順應廣州市治安發展情況而作出的司法調整，但卻被一些新聞媒體進行了不恰當的解讀。有些評論認為，降低盜竊罪的起刑點，加大了對盜竊行為的打擊力度，也增強了執法和司法的震懾作用，有助於社會治安形勢的好轉。但是，嚴刑峻法會把更多的違法分子推入罪犯行列，這既增大了個別人自暴自棄的可能性，也讓犯罪分子之間交叉感染增加了機會。（2006年10月21日《北京青年報》）還有的評論認為，司法機關不能夠隨意調整犯罪的構成要件，否則容易導致刑罰畸輕畸重。
這些討論看似有的放矢，但卻沒有找到問題的本質。
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只不過是在法律授權的範圍內，根據廣州市治安管理情況，對盜竊罪的適用作出科學調整罷了，絲毫沒有越權行事，也沒有修改國家的法律。隨著經濟形勢發展的變化，對經濟犯罪構成的要素進行必要的調整，既是為了適應現代社會的需要，同時也是為了實現法律體系自身的科學性。
法律——社會的中立裝置
長期以來，我們在立法和司法的過程中，秉承自由主義的傳統，把法律看作是一種社會的中立的裝置，立法的目的就是為了建立一種中立的規則。一些社會評論者或者法律工作者認為法律制定以後，必須嚴格遵守規則，而沒有看到整個社會秩序與法律規則之間的對應關係，沒有把法律還原成為社會和諧運行的有機組成部分，並且通過不斷完善法律規則，共建共享和諧社會。
因此，他們對司法機關所作的調整缺乏應有的理論思考，只是想當然地提出批判性意見。其實在任何時候，法律都不可能凌駕於社會秩序之上，法律只是社會秩序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法律必須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法律規則必須與整個社會秩序共生和諧，必須與社會的發展要求相適應。
僅就盜竊罪而言，從上個世紀的70年代末期到現在，犯罪數額已經進行了無數次的調整。這種數額上的變化，一方面反映出中國經濟的面貌；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國在立法觀念上存在的問題。
中國按照盜竊數額的大小，將盜竊行為分為一般盜竊行為和情節嚴重的盜竊行為。一般盜竊行為適用中國的行政法，採取行政拘留、罰款的手段加以制裁；情節嚴重的盜竊行為適用刑法的規定，採取管制、拘役和有期徒刑等手段加以制裁。由於行政處罰缺乏司法審查機制，行政機關自己決定、自己執行，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剝奪了當事人的申辯權。筆者曾經建議，將所有的違法行為司法化，通過設置治安法庭，將違法案件提交司法機關進行審判，既可以有效地解決刑罰統一的問題，又可以充分滿足當事人的訴訟權利，監督行政執法機關的執法行為。
廣州市降低盜竊罪的立案數額，向司法審查邁出了重要的一步。這樣做雖然不能確保每一起盜竊案件都提交司法機關審判，但至少使得那些盜竊數額1000元以上的案件，都必須提交公訴機關審查起訴。如果按照這樣的思路發展下去，那麼，今後凡是盜竊案件，都應當提交司法機關進行公開審判，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在程序上確保當事人充分享受訴訟權利，才能在盜竊案件的處理上，防止行政機關濫用職權。
如果說自由主義的法制觀念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只看到法律，而沒有看到社會秩序。那麼，當前一些法律工作者或者時事評論員，既沒有看到森林，也沒有看到樹木，他們只是根據慣性思維方式，認定司法機關不可調整盜竊罪的立案數額。為了批評而批評，加劇了公眾與司法機關之間的緊張關係，損害了法制的尊嚴，破壞了和諧的社會秩序。
小偷小摸面臨重刑
如果偷一輛自行車，可能被判處行政拘留15天；但如果偷一輛汽車，則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五年。為什麼都是盜竊交通工具，一個採取行政處罰措施，一個採用刑罰的制裁手段呢？
這是因為中國刑法在盜竊罪的犯罪構成中，將盜竊的數額作為量刑的重要因素。凡沒有達到各級司法機關所確定的定罪量刑數額的，一律不得以盜竊罪論處。由於中國各地生產力發展水平不同，經濟狀況千差萬別，所以，各地司法機關所確定的盜竊罪定罪量刑的數額差異很大。在北方一些內地城市，盜竊數百元，即可被判處有期徒刑；而在南方一些沿海城市，盜竊數額上千元，尚不構成犯罪。最近，廣州市針對盜竊案件頻頻發生的現象，下調了盜竊犯罪的最低數額標準，規定盜竊1000元，即可被立案偵查，提起公訴，人民法院應當依照盜竊罪定罪量刑。
有人認為這不符合罪刑相當原則，容易出現法國著名小說家雨果《悲慘世界》式的悲劇，小偷小摸行為，可能會被判處重刑。也有人認為，對數額較小的盜竊犯定罪量刑，在服刑期間可能會出現「交叉感染」。在我看來，中國的傳統觀念與西方的法制觀念有所不同，中國人歷來認為，如果小錯不糾，必然釀成大錯。不以善小而不為，不以惡小而為之，這是修身立德的基本準則。
在《鶻冠子》中，魏文王曾經問扁鵲：在你們弟兄三個人中，哪一個醫術最好？扁鵲說，大哥治病在病情未發作之前，老二治病在病情發作初期，只有我在病情嚴重時診斷治療。由於人們不知道大哥已經消除了病患，所以他的名聲無法傳出去；老二治病及時，卻被誤以為只能治療輕微的疾病；只有我大動手術，才被人們認為醫術高明。所以，「良醫治未病」。
如果中國刑法在盜竊罪問題上，不斷地提高犯罪數額，就等於放任當事人積小錯成大錯，最終導致當事人被判處重刑。如果能夠適當降低犯罪數額，對犯罪行為及時加以懲治，那麼，就可以有效地懲前毖後，治病救人。
扁鵲式司法v.s「零容忍度」
中國需要扁鵲式司法者，但中國的立法者一定要像扁鵲的大哥那樣，在病情尚未發作、隱患已經產生的情況下，及時加以懲治。當然，在立法的過程中，應當重新調整中國的刑罰體系，使那些小額犯罪行為人能夠得到公正的處罰。
實證主義是一種十分管用的分析解決法制問題的原則。實證主義從來不把法律看作是一成不變的規則，也不認為法律游離於社會之外，是少數所謂的法制精英分子把玩的東西。實證主義強調法律的實用性，強調法律與社會之間的對應關係，強調法律的實際效果。如果能夠防患於未然，能夠最大限度地降低盜竊犯罪率，那麼，法律就應該及時加以調整，防止不良的法律產生更多的違法問題。
香港提出了「零容忍度」的概念，規定凡是貪污受賄行為，不管數額大小，一律查辦。這樣做，有效地震懾了潛在的犯罪分子，使他們不敢輕舉妄動。中國在貪污瀆職犯罪中，規定了所謂的犯罪數額，並且犯罪數額的上限越來越高，致使一些黨政領導幹部分不清禮尚往來與違法犯罪的界限，在糖衣炮彈面前折戟沉沙。
接受「零容忍度」的概念，及時懲治盜竊犯罪，懲治貪污瀆職腐敗分子，既可以減少整個社會因違法而產生的巨大成本，也可以真正做到治病救人，達到刑法的預期的目的。
明天探討：市長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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