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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建波
香港現階段在保持聯繫匯率機制的同時，應著眼於人民幣國際化的發展定位（「中元」的建立）和趨勢，以及現實的經濟依附形態，盡快作好適當的聯匯機制調整準備，以增強自身經濟和貨幣政策的穩定能力。
由於港幣自1983年以來，實行以強大美元外匯儲備為基礎的，與美元掛鉤的聯繫匯率機制（簡稱：聯匯機制1USD：7.8HKD），因而，人民幣對美元的持續升值，勢必對聯匯機制日益構成壓力，市場不時傳出要求港幣與美元脫鉤，以應對人民幣持續升值的壓力。但筆者認為，如何因應策略，化解人民幣升值對聯匯機制帶來的衝擊，關鍵應對香港經濟形態和聯匯機制形成的本質有一個全面的認識。
「聯繫匯率」是香港匯率機制的必然之選
香港97回歸祖國後，迅速融入大中華經濟圈，與內地市場聯繫加深，加之製造業北移，憑其特殊的地緣優勢，產業配套的地位日益突出，以四大中心為依託的專業「服務」業體系更得以鞏固。由於，香港產業結構較為單一（服務業），目前也只有690多萬人（遠少於一個獨立迴圈經濟體所需2000萬人以上的基本內需規模），內需市場十分有限。其產業無法形成「升級、移轉和替代」的內部迴圈，即：香港不是一個產業自求平衡的獨立迴圈經濟體（有別於內地各省）；而是一個依附形態的配套經濟體，只是整體產業配套的一個環節。因此，作為香港經濟評價（購買力評價）的匯率政策也較為特殊，難以形成自主獨立的匯率體系。為保持本地經濟與貨幣政策的穩定，其必須考慮外部經濟體的變化波動，對本地經濟和貨幣政策所帶來的衝擊。進入80年代美元步入強勢，並對全球經濟產生積極而深遠的影響，各國貨幣紛紛與美元掛鉤，香港作為西方經濟體的產業配套，亦於1983年實行與美元掛鉤的聯繫匯率機制，以減低石油危機、通貨膨脹和金融危機對本港經濟的衝擊。
人民幣升值對聯匯機制帶來的影響
改革開放28年來，中國經濟持續增長（GDP年均增幅達9.2%），外貿出口增長迅猛，外匯儲備突破萬億美元，居民儲蓄亦突破16萬億人民幣。中國作為全球製造業中心，對經濟全球化影響日益加深，人民幣對美元升值壓力日益加重。自去年7月人民幣匯率放開波幅以來，已升值近5%。根據我國未來經濟增長的預期，人民幣尚有一定的升值空間。由於港幣仍保持聯繫匯率機制，人民幣的持續升值，將直接導致港幣的持續貶值和港元資產的縮水。表面看，似乎會降低香港工商業成本，可增加製造業競爭力，刺激本地出口和服務。但由於前面述及，香港已出現產業空洞現象，製造業所佔比重十分有限，所以，港幣貶值對本地出口拉動效果不大。相反，由於香港是服務業市場，其經濟發展依賴於資金、技術、人才和商品等進口與配置分銷的專業服務（截止今年10月底，香港由內地進口貨物已佔總進口量的46%，其中日常用品佔70%）。港幣持續貶值，一方面將增加進口成本，削弱經濟復甦的動力。另一方面會刺激通脹惡化，使「服務」成本上升，並出現負利率局面，形成新的經濟泡沫。因此，長期而言，人民幣持續升值，會對香港產生不利影響。
但由於自80年代以來，美國一直奉行美元主導的全球自由貿易政策，美元國際結算地位的確立與鞏固，對南、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和加速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保爾森的上任和近來所推行的策略表明，未來強勢美元政策仍將發揮對世界經濟的影響，香港作為仍與西方經濟體聯繫較緊的自由市場，在人民幣國際化或國際結算地位尚未確立的條件下，繼續保持與美元掛鉤的聯繫匯率機制，短期內不會改變。但必須作好化解人民幣升值對自身經濟衝擊的應變準備。
因應形勢變化，對聯匯機制作相應調整
由於大中華經濟圈的迅速崛起，中國已成為金磚四國（中國、巴西、俄羅斯、印度）的龍頭和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因此，中國對亞太經濟和全球經濟的貢獻和影響將日益加深，人民幣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將不斷提高，這是不容忽略的事實。
香港回歸後與大中華經濟圈緊密聯為一體，特殊的地緣優勢，使其成為連接大陸、亞太、乃至全球的服務業中心。內地經濟的發展，已對香港經濟產生直接的影響。因此，香港現階段在保持聯繫匯率機制的同時，應著眼於人民幣國際化的發展定位（「中元」的建立）和趨勢，以及現實的經濟依附形態，盡快作好適當的聯匯機制調整準備，以增強自身經濟和貨幣政策的穩定能力。主要有三點建議：
一是應建立多元的，與強勢貨幣掛鉤的外匯（美元、歐元、人民幣、日圓等）儲備系統，並增加人民幣優質資產的投資存量。
二是適當放寬港幣與美元掛鉤的「兌換保證」波幅區間（由現時的1.29%，7.75-7.85，放寬到2.6%，7.7-7.9），使港幣匯率的強弱兌換保證更具彈性，以增強港幣匯率的風險平衡能力。同時應建立人民幣遠期交易結算系統，進一步完善風險對沖機制。
三是要因勢利導，盡快研究港幣與美元和人民幣雙掛鉤的可能與空間，建立港幣對人民幣的兌換保證機制，以增強港幣化解人民幣升值的負面影響功能。（文匯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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