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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賜豪醫生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專業人士委員會主任 九龍樂善堂總理會主席
當國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發展成果之後，及時提出了社會品質進步的要求，構建和諧社會成為國家發展的必然選擇。而在香港，如何建構和諧社會也是長遠發展目標之一，需要社會各界切實探討及凝聚共識。特區政府應高度重視中產階級和專業人士的利益和訴求，協調各階層的利益矛盾，力求政策照顧平衡，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讓中產階級進一步興起，這是香港締造和諧社會的必由之路。
1951年，美國著名社會學家賴特．米爾斯出版了《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把「中產階級」（Middle Class）的概念推介到了全球。米爾斯指出，決定「中產階級」的關鍵因素不僅在於收入，還有與其生活、心理和社會地位狀態相連接的責任、權利和利益。自20世紀40年代起，西方主要現代化國家進入「橄欖形」社會，被稱為中產階級的群體人數，約佔社會就業人口的40%左右。中產階級的興起和壯大，在西方國家已成為推動社會發展、引導社會消費、穩定社會政治、塑造社會規範及主流社會價值觀的主體力量。
香港中產付出多取回少
根據政府統計處2000年5月發表的第25號專題報告，香港中等收入的專業和管理人員，約佔三分之一，即超過100萬人。若加上他們的家庭成員，人數可能多達二、三百萬人以上，即全港人口的約四成。當中還未包括全港共28萬間中小企業的東主和他們的家庭成員。香港中產階級通常都擁有較高的教育程度，不少人更有專業資格或事業基礎，在各行各業都擔當骨幹角色。在公共財政方面，香港中產人士稅荷最重，每年繳交的薪俸稅佔全年薪俸稅總額的大部分。政府收入有相當部分來自賣地，這些錢最終還是由以中產為主的置業人士來支付。香港的中產人士不少人來自中下層家庭，在六、七十年代香港的經濟起飛的的過程中，他們憑著個人的努力而取得較高的教育程度，並在事業上經過苦幹，然後才能晉身中產。香港中產人士對社會一直都是付出的多，取回的少。
中產階級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
在經濟全球化浪潮中，全球中產階級都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目前，一些發達國家陸續出現「中產階級萎縮」的現象。最近，日本學者三浦展和大前研一分別發表了《下流社會》和《M形社會》，指日本社會開始上下分流，財富向上流集中，年輕人因工作或學習意願低落，而從中流淪入下流社會。因中產階級萎縮，形成了中間凹陷的「M」字形社會。英國則出現「IPOD世代」（IPOD generation），是指年輕一代承受沒安全感（insecure）、壓力大（pressured）、同時承擔過重的稅負（overtaxed）及高築的債務（debt-ridden）四種壓力，對人生喪失熱情。
經濟復甦紓緩香港中產萎縮現象
香港政府統計處的數字顯示，過去9年多以來，家庭住戶每月收入的情況出現3種變化，包括高收入家庭愈來愈多，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家庭的數目增幅更大，中產人士的增幅放緩。我認為，香港中產人士的增幅放緩，與日本等國家「中產階級萎縮」的現象，性質上有所不同。香港「中產階級萎縮」現象，主要發生在遭受金融風暴和沙士打擊期間，在香港房價高峰期置業的大批中產人士，由於樓價慘跌淪為的負資產戶數以十萬計。
負資產對中產階級是一個極大打擊，2003年七一大遊行，主要是因為負資產、失業率高企，經濟前景混沌不清，觸發民怨，許多中產人士上街表達不滿和訴求。
在香港經濟陷入困境和中產階級遭受慘重打擊情況下，中央政府及時出手幫助香港經濟恢復元氣。中央政府開放個人遊、開放人民幣業務、簽訂實施和擴充CEPA、讓內地大型企業來港上市、推動泛珠三角經濟區域合作、加快跨境大型基建項目上馬興建等，力助香港經濟走出困境，強勁復甦。截至今年9月底，香港負資產住宅抵押貸款數較上年同期下降2.7％，減少至8,813宗，大大低於2003年6月30日高峰期的106,000宗，比起高峰期，總宗數已減少92％。這意味著隨著經濟復甦，香港「中產階級萎縮」趨勢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紓緩。而且，香港中產階級中的相當部分，已受惠經濟復甦而向上流動。
中產是社會穩定和諧基礎
在經濟全球化的激烈競爭下，就業狀況的變動加快，無論是中產人士抑或基層市民，都感到更大的工作壓力。只有經濟暢旺，就業職位才可能大量增加，市民收入才有希望上升，中產人士才可能擺脫負資產等困境。事實證明，只有維持一個穩定和充滿自信的中產階層，香港的安定、繁榮與和諧才有保證。中產專業人士乃社會輿論的中堅，他們對政府施政的評價，左右民情走向，政府應予高度重視。政府應致力增加中產人士參政議政的機會，委任更多中產階級行政管理人員與專業人士進入政府的諮詢組織。政府亦應加強與以中產階層人士為骨幹的政治、社會、文化、宗教和專業團體的接觸。在決策過程中，也要更多吸納中產階級和專業人士的意見和研究成果。
亞洲中產階級將興起
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學者認為中產階級萎縮之後，世界銀行今年12月13日在北京與全球同步發佈《2007年全球經濟展望：應對下一波全球化浪潮》。這份報告認為，全球化浪潮會在未來25年把多達8億人「推入」中產階級，中產階級人口將由目前的4億增加至2030年的12億。這份報告專門闢出章節展望迅速崛起的東亞和太平洋地區，並強調中國已成為推動該地區經濟發展的最主要力量。這不但意味著中國、印度等新興市場，將是未來中產階級發育成長的較佳經濟空間，亦說明日本學者有關中產階級萎縮的研究和觀察，比較適用於日、美、英等已發達經濟體系，未必適用於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的發展中國家，也不完全適用於香港，因為香港雖然是已發達經濟體系，但由於香港經濟與內地新興市場聯繫越來越密切，內地成為未來中產階級發育成長的較佳經濟空間，同樣會對香港中產階級的成長帶來動力。
重視中產利益和訴求
總括而言，特區政府應高度重視中產階級和專業人士的利益和訴求，協調各階層的利益矛盾，力求政策照顧平衡，政府資源運用恰當，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這將有利於香港中產階級和專業人士的生存和發展。同時，發展經濟具有更關鍵的意義，金融風暴和沙士打擊期間，社會各階層關係緊張，特別是中產階級怨氣比較大，與經濟跌入低谷直接有關。只有經濟暢旺，就業職位才可能增加，市民收入才能上升，中產階級才能發展壯大。一個由中產階級佔多數的社會，一般總是相對穩定又保持進取精神的社會。
CEPA對香港專業人士的意義
此外，CEPA創造了越來越多香港中產專業人士北上尋找發展的空間。但香港專業人士在內地真真正正大展拳腳，仍有很多實際的關卡和限制。特區政府應建立機制，加強香港與泛珠三角區域不同層面的合作和交流，一方面讓內地企業更多利用香港作為融資平台，及提升其企業管理和培訓素質；另一方面推動香港的專業服務界別為內地企業提供高質素的專業服務，達到雙贏的局面。香港專業人士利用CEPA融入內地市場，不僅可將全球化向中產階級帶來的危機和挑戰轉變為機遇，而且在促進兩地經濟融和的同時，可為兩地社會締造和諧。(文匯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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