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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潤凱
紀曉嵐年老的時候，曾從他的從孫那裡聽到一件「滴血辨子」的故事。他覺得很有意思，也很符合「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倫理教誨，於是把此事記在《閱微草堂筆記》裡面。紀曉嵐文筆出眾，此事也被渲染得極具戲劇性，讀來可歎可感。
事情是這樣的：有個山西商人將家產託付弟弟打理，爾後外出經商，並在外娶妻生子。十餘年後，妻子病死，商人便帶著兒子還鄉。弟弟怕哥哥索回家產，故誣衊哥哥的兒子是抱養而非親生的。按清代律例，抱養的兒子並沒有繼承權。弟兄倆為此糾紛不決，竟至相訟於衙門。縣官覺得此案好辦，無非就是鑒定親屬血緣關係，於是採用滴血認親的古法。很快，結果出來，血相合。弟弟遭到懲罰。
但向來不信滴血能認親的弟弟，以自己兒子的血和自己的血作試驗，果然不合。以此為據，弟弟又上訴，希望推翻縣官的論斷。鄉鄰們厭惡弟弟貪鄙無情，都說他妻子與某某向有姦情，「子非其子，血宜不合」。眾口一詞，言之鑿鑿。弟弟將信將疑，回去質問妻子，果然如人所言。這一下，弟弟羞愧難當，休妻逐子，隻身遠走。家產反而盡歸哥哥所有。
我覺得這件事的戲劇性悖論正體現在時人對「滴血認親」的認知上。事實上，紀曉嵐是質疑滴血認親的可靠性的。從他的敘述中，我們可以感受這一點。他寫道：「官故憒憒，不牒其商所問真贗，而依古法滴血試。幸血相合，乃笞逐其弟。」可見，他認為縣官採用滴血認親之法是昏聵無能的，只是某種偶然性促使血相合，才不致生發其他事端。一個「幸」字，表明了滴血認親的運氣成分。
照此說來，紀曉嵐對滴血認親所持的態度與案中的弟弟是一致的。反諷的是，具有「科學」質疑精神的弟弟最終歸於失敗。在紀曉嵐看來，這主要是商人弟弟的心沒有擺正。在「科學」與「人學」的立場上，紀曉嵐顯然遵從「人學」為先的大原則，也就是做好人永遠是第一位的，其他真理均屬其次，所以他也樂於見到弟弟的敗訴。
郭建先生在〈滴血認骨肉〉（《古代罪案鑒證》之十八，見本報二○○六年五月十二日「文匯園」）一文中已指出古代常用的「滴血」或「滴骨」的鑒證方法實際上只是一種迷信，而且容易作弊，所以不得作為折獄的確證。以上紀曉嵐的態度，也印證了這一認識早在清代以前就為人所知。然而，還有一種「滴淚」認親的方法，正是為了彌補「滴血」認親的諸多不足而被決獄者所採用。在清代，與採用滴血斷獄的做法倍受質疑不同，採用「滴淚」斷獄的官吏被譽為「精明之官」，並奉為「可為後世法矣」。
話說有一農民喜得貴子，卻因家貧，無力養活，只能賣與殷富之家。等到孩子成人，竟出落得眉目俊朗，知書達理，生父便想把他贖買回來。富人當然不肯，聲稱當年乃是「斷賣」，再說培養一個孩子成人廢數千金，這筆鉅資誰來付？農民無言以對，但他聽說大清律例有載，異姓歸宗，天經地義，甚至可以不出贖金就能夠把兒子要回來。於是，一紙訴狀告到衙門。縣官卻犯難了，問富人，富人堅稱兒子是親生的，並非買來的；問兒子，兒子卻對自己的身世一無所知。
於是縣官命差役將父子三人分三處隔絕看管，彼此不通聲氣。五天後，又命人通告兒子的生父、養父，說他們的兒子現正病重。農民一聽，泫然淚下。富人一聽，拿出些銀襾，讓差役幫忙請醫生醫治。又過一天，縣官又命人通告他們，說他們的兒子不幸已於五更病死。農民痛哭不已。富人只是口中歎氣。差役讓他出資為兒子殮葬，富人心有不甘，說此訟皆因農民認子而起，應讓他負責收殮埋葬。縣官據此坐堂審訊，說：「子之真偽，已知之矣。」富人俯首無辭，自認無理。
記載此事的溫汝適評點道：「人之最關切者，莫如子，若人之賣子也，由於貧。其愛子之情，不能因已賣而改之。彼屬毛離裡者，迥不同也。」辨別農民與富人對兒子的感情深度，正是縣官判定此案的關節。與傳統的滴血認親相較，姑且稱這種斷獄新方法為「滴淚認親」，前者是一種技術性操作，故而容易作偽，而後者則是一種心理性體察，涉及的是當事者的心理情感因素，因而不易作偽，但也不易把握。
為了保證當事者的真情流露，折獄者不能像滴血認親一樣公開宣稱「來，來一次滴淚認親」，這就要求折獄者必須不露聲色，幽微洞悉，通過察言觀色給當事者打一場心理官司，最後作出明確的心理判斷。如此，方能排除疑雲，呈現真相。這也就是本案縣官不言緣由而採取隔絕看管的緣由所在。
雖然「滴淚認親」被我目為古代折獄的新方法，但這是相對滴血認親的廣泛流傳而言的。其實，通過體察情感因素進行斷獄的理論與實踐由來已久，並非溫汝適筆下的縣官的獨創。莊子早就抓住了人類情感的本質，從而為以後的情感折獄提供理論依據。他說：「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相關的實踐最早當為子產聞婦人哭亡夫不哀而懼而斷定有姦情，這一經典折獄收在鄭克的《折獄龜鑒》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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