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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震海博士 鳳凰衛視評論員
為期兩天的中國——日本共同歷史研究委員會首次會議本周三結束。從這次會議的情況，以及會場外中日媒體對此的期待和評價來看，似乎仍有一些值得點評的地方。
切忌簡單化、情緒化
首先，就兩國專家的情形而言，雙方都十分謹慎，但首次會議的氣氛基本良好，雙方確定了開展共同歷史研究的工作程式、範圍、議題等，並分成「古代史」和「近現代史」兩個小組進行了討論，同時商定於明年三月在日本舉行第二次會議。就這一複雜專案而言，這已是一個不錯的開頭。
其次，從中日雙方媒體和輿論的反應而言，似乎有一些或過於悲觀，或操之過急的情緒。從悲觀的情緒而言，中日雙方都有評論指出，對共同研究歷史不要抱太大期望（如日本《讀賣新聞》），甚至有評論認為中日共同研究歷史無濟於事。雖然筆者在之前的評論中也指出，在中日歷史觀存在巨大分歧的情況下，中日民間對於共同研究歷史專案要有一個務實的態度，不可能希望一蹴而就，但筆者同時認為，共同研究歷史一方面可以在短期內避免中日民間氣氛被大面積毒化，另一方面從長遠看，終將有助於中日在歷史觀問題上的接近。
在悲觀情緒之外，專家委員會首次會議期間還有另一種操之過急的情緒，認為此次會議將就中日敏感問題，其中尤其務實南京大屠殺問題展開激烈交鋒。這顯然是過於急躁而狹隘地解讀了此次中日共同研究歷史的專案。眾所周知，中日交往歷史兩千年，其中交惡的歷史還不到一百年，兩國的古代文化和現代化進程互相影響，這些都是值得從兩國民族、歷史和未來的高度來進行研究的方面。當然，中日歷史觀最具分歧的無疑是二戰歷史部分，但即便是這部分，也只有置於中日各自現代化進程之中才能真正理清；至於有關南京大屠殺細節的交鋒，只是其中一個很小的側面而已。因此，如何不情緒化、簡單化和政治化地看待中日共同研究歷史專案，對中日兩國民間而言，在未來仍是一個挑戰。
筆者兩年多前曾提出中日關係「第三條道路」的建議，其要點是：中日不可能回避歷史問題，但也不能將歷史觀分歧設定為發展未來政治關係的唯一前提；中日有必要將歷史觀的分歧縮小至專家範圍之內，而避免將歷史觀的分歧擴大到兩國民間的各個角落，毒化民間氣氛乃至影響了對中日間更為深層的結構性矛盾的把握。包括筆者在內的相當一部分中日學者都曾提出兩國共同研究歷史的主張。
將切入細節和精神世界深層
中日共同研究歷史遇到的困難，首先將是中日在現有歷史觀上的分歧，其中不但涉及對歷史事件的起因和結果的定論，更將涉及對歷史細節的佔有和詮釋。日本民族素有對細節的精細著稱，中日歷史觀交鋒在相當程度上將是歷史細節的交鋒，而中國民族素來有忽視細節或不善於整理細節的毛病。
其次，中日歷史觀的分歧，勢將切入中日兩國各自民族精神世界深層的不完善。就戰爭起因而言，與其說這是中日兩國的恩怨，還不如說這涉及到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在亞洲現代化道路上走過的一段思想史的彎路；若不能切入到這一層面，那麼中日的歷史觀研究，將永遠只是在近代史描述的表層徘徊；同樣，由於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原因，中國近幾十年對近代史的描述和結論，一定程度上也與客觀事實不符，中日歷史觀的交鋒最後也勢必切入到這一令今天許多人中國人汗顏或不願觸及的層面。
因此，共同研究歷史雖是建設性的一步，但由於中日在意識形態、戰略利益和政治思維成熟度上，與德法均不在同一個層面之上，因此其間的困難絕對不能低估。 (本欄每周六刊出)（文匯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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