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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像
黃進華
曾國藩（1811－1872），字居武，號滌生，湖南湘鄉人。兩宋以後，湖南逐漸成為「理學之邦」，理學思想逐漸成為湖湘士人的基本信念。作為晚清名臣，曾國藩出生在這樣的文化環境中，很早就受到「湖湘文化」的薰陶，他的思想也深深地烙上了湖湘文化的印痕：崇奉理學，重視經世致用，以及獨特的文化性格。
自從宋代創立「湖湘學派」以來，湖南士人就一直奉「程朱理學」為正統，此風延續近千年不變。有清一代，湖南的學術中心——嶽麓書院的歷任山長也都孜孜教誨士人「務以程朱為宗」。早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曾國藩就拜理學大儒唐鑒為師，跟隨他「講求為學之方」。作為一位「理學名儒」，曾國藩雖沒有留下多少系統的理學著作，但他在學術上深受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的影響，一生治學甚勤，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宋明理學，主張「即物窮理」、「禮則理也」、「力行實踐」，並將「經濟」也納入了理學的範疇。
當然，在學術上，曾國藩雖畢生服膺「程朱理學」，但他並不排斥其他學說，而是擇諸子百家之長，兼收並蓄，認為義理、考據、經濟和辭章四者不可缺一。曾國藩才華橫溢，對古文、詩詞很有造詣，因而被後人視為「桐城派」的後期領袖。關於曾國藩在文化方面的成就，可以用一副對聯來概括：
「宗宋弘漢，衛道崇文，繼前儒事業；救亡圖強，興工振教，啟近代風流。」
湖湘傳統學風的第二個特點是重視經世致用。本來，到了清朝，程朱理學已經逐漸流於空疏，一些士人喜歡高談闊論，脫離現實。不過，因為受到「湖湘學派」經世學風的影響，湖南士人卻注重將學理與社會現實聯繫起來。譬如，道光六年（1826年），湖南人魏源主編了一部關於經世致用思想的「百科全書」——《皇朝經世文編》。受其影響，曾國藩摒棄了理學士子的空疏陋習和只求心性的弊風，講究身體力行，注意經世致用。
作為中國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曾國藩對清王朝的腐敗、衰落可以說是「洞若觀火」。他認為，「吏治之壞，由於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誠為探源之論」，因而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特別是要重用德才兼備之人，力倡廉正之風，反對暴政擾民。至於關係國計民生的財政、經濟，曾國藩認為：理財之道全在腳踏實地，調劑盈虛，「漸求整頓，不在於求取速效」。曾國藩特別重視農業，指出：「民生以穡事為先，國計以豐年為瑞」，要求各地官吏必須「以重農為第一要務」。
「湘運之興，從湘軍起。」曾國藩以一介文人，「白手起家」，克服千難萬苦，創立湘軍，最後竟然將聲勢浩大的太平天國運動鎮壓下去，被清廷稱為「同治中興」的「第一功臣」。從他一生的不平凡經歷中，我們不難發現，曾國藩的確是一位具有典型的湖湘文化性格的「儒將」——脾氣倔、忍性重、吃得大苦、不怕輸、有一股子蠻勁、勇於任事，是一個典型的「湖南騾子」。縱觀曾國藩的一生，儘管性格複雜、多變，但這些基本特徵可以說是「一以貫之」的，這在他留下來的日記、書信等文字資料中多有反映。
對於曾國藩這位「同鄉」，毛澤東早年曾經推崇備至，並宣稱：「吾於近人，獨服曾文正公」。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開展「整風運動」時，曾勸党的高級幹部「要讀一點曾文正公的家書」。晚年，毛澤東還對人說：曾國藩建立的功業、文章、思想，都可以為後世取法。對於曾國藩編纂的《經史百家雜鈔》，毛澤東更是大加讚賞，認為它「孕群籍而抱方有」，堪稱「國學」的「入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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