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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圭陽 資深傳媒人
初六還可以說一點應景的話，寫一點丁亥豬年的遐想。
六十年一甲子，丁亥豬年，似乎不利報人的發展。方漢奇主編的《中國新聞事業編年史》提及最早丁亥豬年有關傳媒的事件，發生在1107年，當時宋朝頒令，懸賞查禁小報發行人，原因是宋朝黨爭日熾，朝廷中不同派系的官員，利用官方渠道以外的小報，散布對敵一方不利的消息，甚至捏造假消息，打擊對方士氣，小報成了黨派爭鬥的工具。1119年己亥豬年時，朝廷再次明令查辦小報發行人，不得假傳聖旨，不得假造官員升降的消息，委任「三省御史台開封府」專責緝拿。
1659年清世祖順治十六年己亥豬年，首次記錄了清朝小報存在的事實：欽差大臣麻勒吉責怪直隸山東河南總督張玄錫不來迎接，「前日往湖廣去，爾在山東豈不見小報？為何不來迎接？」這一段說話，顯示官員已普遍閱讀小報，且小報已被視為比官方報刊訊息更為靈通。
今年對上一個丁亥豬年1947年，正是中國動盪的年代，在內戰期間，百業均受影響，傳媒事業出現扭曲的現象，官辦傳媒蓬勃，反對派傳媒受到打壓。1947年4月，內地被國民黨政府查禁或勒令停刊的報刊多達100種以上。5月中，戒嚴地區「取締言論、新聞雜誌等出版自由」，認為對軍事行動有妨礙。6月大舉搜捕新聞界，重慶三十多名新聞工作者被捕，成都、南京、上海等地均有傳媒人被捕。12月底公布《戡亂時期危害國家緊急治罪條例》，102項涉及死刑或無期徒刑，均與新聞有關。
丁亥豬年似乎對外國報人頗為有利。1827年丁亥豬年，英國商人在廣州創辦了《廣州紀錄報》，葡萄牙人也在澳門辦起了《依涇雜說》期刊，這一年，香港還是一片荒蕪，香港大學現址還是漫山瘴氣，人煙罕見，但見猿猴攀枝，銀河飛瀑，哪裡想像得到，五、六個豬年後，香江一地，成為中國革命的搖籃，也成為了現代中國報業的發祥地、當代中國傳媒事業發達的導師。
說起導師，引導中國人發展傳媒事業的，自是西方的傳教士。1815年清嘉慶二十年乙亥豬年，英國傳教士馬禮遜、米憐偕同中國刻工梁發從廣州去馬六甲，創辦了近代第一份中文報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梁發以外國傳教士為師，學習了出版技巧，辦報具有明確爭奪讀者意識，成為近代具有出版含義的報人。中國及香港的傳媒發展，不論是報刊、電台、電視，開拓的時期都有外國專家的身影。
米憐跑到馬來西亞辦中文宗教刊物，是基於清朝的教禁，西方傳教士還是怯於清朝的強大。過了六個豬年，1887年丁亥豬年，經歷兩次鴉片戰爭後，在清朝領地下辦報，已經是洋人的特權。清朝的報禁，只能禁華不能禁夷，1887年，有華人要借洋人之名才能在漢口創辦中文《益文月報》，英美傳教士又進一步在上海成立常設性的出版機構—同文書會，輸入鉛字及印刷機械，作長時期以報刊傳教的準備，又企圖以中文報刊參與中國的事務，左右輿論國情。
從今年起再過一個豬年、兩個豬年、三個豬年……傳媒會有怎樣的發展？可以想見，在下一個豬年到來前，香港報刊數目將會大幅減少，香港的網上電台及網上電視台數目，將會大幅增加，唱片公司式微，香港電影業與內地電影王國合併，香港傳媒人紛紛北上，尋求事業上的第二個春天。 (本欄每周五刊出) （文匯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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