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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潤凱
北宋徽宗年間，有位名叫劉元孫的名士，隱居在洛陽伊水之畔。這位劉君酷愛種植菊花，前庭後院中幾乎種滿了他費力搜羅得來的菊花品種。當時的洛陽，「菊品之數，比他州為盛」，故稱得上洛陽菊花甲天下；而劉家便代表了洛陽菊花對外的形象與聲譽，可謂劉家菊花甲洛陽。正是基於此，崇甯甲申年（1104年）的金秋九月，恰當洛陽菊花傲霜怒放的時候，另一位姓劉的彭城人劉蒙有幸遊覽洛陽，到劉元孫的居所賞菊便成為一個必不可少的「觀光項目」了。主客間一番清談玄言，就對洛陽以及其他中原地區的菊花來了個「九品中正制」一般的蓋棺論定：就像同在官僚體制內，官階分三六九等；雖同有菊花的名義，但總不能沒個次第序列，於是菊花也當有三六九等。
劉蒙何許人也？史籍並無記載。但這一次洛陽之行，促使他為菊花撰譜，從此，菊花在牡丹、荔枝、茶、竹、硯、墨等物之後，第一次有了自己的譜錄；而劉蒙憑藉他的《劉氏菊譜》，亦足以名垂青史了。
劉蒙在菊譜的序言中自設了一個菊與花的悖論。他提出：「草木之有花，浮冶而易壞，凡天下輕脆難久之物者，皆以花比之，宜非正人達士、堅操篤行之所好也。」確如劉蒙所言，花作為人物事理的象徵，以其妖冶浮華、容易凋零，自來就不為正統所認同，而愛花之人常常背負玩物喪志的惡名。但是，於此並行不悖的事實是：「屈原之為文，香草龍鳳，以比忠正，而菊與菌桂、荃蕙、蘭芷、江蘺同為所取。又松者，天下歲寒堅正之木也，而陶淵明乃以松名配菊，連語而稱之。」在屈原與陶淵明兩位「正人達士、堅操篤行」的筆下，菊花是忠正、堅忍的象徵。所以，劉蒙據此認為：「是菊雖以花為名，固與浮冶易壞之物不可同年而語也。」菊花是花，卻不同於平常之花，它的貴重品質在此得到了凸顯。
那麼，菊花有幸成為正統文化的象徵，是其自身的品質使然呢，還是因了屈、陶等名士的經典表述呢？劉蒙認為答案是前者。他闡述了三點原因：其一，春花、秋實是一切花的共性，而菊「獨以秋花悅茂於風霜搖落之時」；其二，「有花葉者，花未必可食」，而菊「以一草之微，自本至末，無非可食，有功於人」；其三，與其他花的香豔穠麗相比，菊花的「花色香態纖妙閒雅，可為丘壑燕靜之娛」。有了這三點特異之處，屈、陶等名士「取其香以比德，而配之以歲寒之操」，就不是偶然的了。這也可視為劉蒙為甚麼給菊花修譜的深層緣由。
有了這樣的文化預設，劉蒙在品菊的時候，自然免不了對人世的類比與比附。品菊在文化的維度上而言，就是品人。他將中州菊花定為三十五品，逐一論列品評，「以品視之，可以見花之高下；以花視之，可以知品之得失」。劉蒙的定品總則是這樣的：先色與香，而後態。按照陰陽五行的學理，他把黃色定作正色，其次為白色，再次為紫、紅等變色。他說：「菊之黃者未必皆勝而置於前者正其色也，菊之白者未必皆劣而列於中者次其色也。」意思即是，顏色是菊花最為重要的定品要素。看過顏色，然後再品香氣，最後才品花態。將花態列為品評的最後因素，實是大悖常理，我們平常賞花，總是對它的姿態品頭論足，說這朵花美不美，也是著眼於姿態而言。但劉蒙自有他的說法，他指出，古人以「妍卉繁花為小人，而松竹蘭菊為君子」，哪裡有君子以姿態去取悅於人的呢？因此，花亦猶人，姿態美貌並不重要。至於兼具色香，而又有態，那就猶如「君子而有威儀」了。這三者兼備，是為「花之尤者」。但是，正如人無完人，花也無完花，這樣一種理想的菊花品種事實上並不存在。在《劉氏菊譜》中，列名第一品的「龍腦」仍稍有缺憾，「具香與色而態不足」，就更加遑論餘品了。
饒有趣味的是，自《劉氏菊譜》問世之後，宋人又兩度為菊花作譜，而且他們所採用的品菊方式竟也出奇地一致，不得不謂為古代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話。
這另兩種《菊譜》均創作於南宋孝宗淳熙年間。1175年，江都人史正志撰成《史氏菊譜》一卷。史正志是紹興二十一年（1151年）進士，官至吏部侍郎，後歸老姑蘇，自號吳門老圃，《史氏菊譜》恰完成於此一時期。史正志在敘說菊花品質的時候，幾乎與劉蒙如出一轍，也是說「菊性介烈高潔，不與百卉同其盛衰，必待霜降草木黃落而花始開」，「所宜貴者，苗可以菜，花可以藥，囊可以枕，釀可以飲」，等等。他連作譜的理由也與劉蒙毫無二致：「自昔好事者為牡丹、芍藥、海棠、竹筍作譜記者多矣，獨菊花未有為之譜者，殆亦菊花之闕文也歟！」但是，《劉氏菊譜》已經問世在先，此時再說無人為菊作譜云云，就顯得有些不合時宜了。是史氏未嘗見過劉氏的菊譜，還是有意回避前人所作，則至今仍是一段文化公案。
大約十年之後（1186年），范成大作《范村菊譜》一卷，記所居范村之菊。周敦頤在《愛蓮說》中有言：「菊之愛，陶後鮮有聞。」此話實則不然。范成大恰當地指出：「至陶淵明尤甚愛之，而菊名益重。又其花時，秋暑始退，歲事既登，天氣高明，人情舒閑，騷人飲流，亦以菊為時花。移檻列斛，輦致觴詠，間謂之重九節物。此非深知菊者，要亦不可謂不愛菊也。」這種說法，對於改變今人受周敦頤「謬說」影響的看法，實是一個必要的澄清。「愛者既多，種者日廣」，於是范老就手癢起來，要為范村所植的三十六種菊花作譜了。
最後，我們回過頭來說，百年之間三修菊花譜是否有其必要呢？答曰：有必要！首先，三種菊花譜所記為不同地域的菊花品種，在其同異之間可以見出古代物種的流傳。其次，劉蒙在《劉氏菊譜．補意》中即指出，花的品種變異很快，譜中不能搜羅殆盡，尚有待好事者拾遺補闕，史、范二譜正可視為此一精神下的產物。再者，清修四庫全書將三種菊花譜置於譜錄類「草木鳥獸蟲魚之屬」下，可見修菊花譜亦可視作個人理解與詮釋儒家經典的一種實踐、一種雅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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