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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遠清
《聯合報》副刊（簡稱「聯副」）與《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不同於台灣官方、黨方控制的文化企業，更不像《中央日報》有鮮明的「黨性」。特別是後來，它們服膺的不再是政權的利益而是商業現實，其自主性在不斷提高，以致從七十年代後期起成了台灣的兩大強勢副刊。在官方文藝政策瓦解的年代，它們取代了以往張道藩控制的「中國文藝協會」指導文藝運動的地位，引導著台灣文學的走向。像鄉土文學的崛起、報道文學的繁榮，都和這兩大報副刊的提倡分不開。
改革綜合性副刊
「聯副」這一強勢地位的獲得，與林海音當年的拓荒分不開。
林海音並非是「聯副」的第一任主編，在她之前有沈中豪，但沈氏在「聯副」的時間不足二年。林海音從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一日接任主編之職起，連續工作了十年。在她主政期間，為「聯副」創名牌及以後的蓬勃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林海音主持「聯副」第一個重大改革，是將原由《全民日報．全民》副刊、《民族報．萬象》副刊、《經濟時報．小天地》合併而成的綜合性副刊，改為刊登純文學作品為主，不再是舉凡電影、戲劇、漫畫、小說、散文、掌故、婦女家庭、編織……無所不包。可以說，從林海音接任主編之日起，是「聯副」邁入新旅程的開始，並由此引發了台灣其它不少報紙同類的改革。
其次，一改以往台灣報紙如知名度甚高的《公論報．日月潭》副刊、《新生報．橋》副刊很少刊登翻譯作品及連載長篇小說的習慣，闢專欄大力向讀者介紹世界文壇的新動向，給作家提供新的借鑒。在五十年代，蔣介石吸取兵敗大陸的教訓，用政工態度對待文學，禁止三十年代乃至二十年代文藝的傳播。在切斷五四新文學傳統的情況下，林海音採用魯迅的「拿來主義」，表現了她遠大的眼光。當時由王鎮國撰寫的《西洋文學名著簡介》系列文章、美國作家亞斯勤的《一封無法傳遞的信》，以及何欣的國際文壇走向介紹，施翠峰對日本文學的推薦，均為嚴重缺乏精神食糧的台灣文壇增添了豐富的營養。長篇連載方面則有南宮博的《這一家》、于梨華的《有一個春天》，以及遠在香港的李輝英寄來的新作《苦果》……，這對長篇不發達的台灣來說，均有榜樣的力量。人們總以「輕、短、薄」形容台灣文學，可林海音主持「聯副」時，她心儀的是中原文化的厚重。
「文壇保姆」 「方塊」領頭
第三，林海音原籍台灣苗栗，在北平長大。她以這種台灣人和大陸人的雙重身份，在「聯副」團結了省內外作家，培植了不少文學新人。她既為台灣文壇發崛出像鍾理和這樣的瑰寶，也培養出當時還是新人、現在卻成了名家的鍾肇政、葉石濤、鄭清文。即使像如今大名鼎鼎的七等生、黃春明，也是先進「聯副」的大門然後才登上文壇的。再如爾雅出版社的發行人隱地，他的《榜上》在「聯副」出現時，還只是剛參加大專聯考不久的學生；當今研究中國詩學重鎮的黃永武，亦是大學讀書時向「聯副」投稿而得到林海音的賞識和激勵，為他後來走上詩歌創作與研究的道路起了重要作用。應指出的是：當時在副刊發表新詩，是一種大膽的嘗試。周夢蝶、蓉子、弦、徐訏……均不斷有新詩在「聯副」發表。
第四，林海音把大陸報紙辦副刊的經驗帶到台灣。如大陸報紙副刊從二、三十年代起就有把「方塊」作為領頭文章的習慣。這「方塊」作者固定，排列位置顯著，所談問題均為讀者所關心的。林海音接任主編後，即請其外子何凡寫「玻璃墊上」專欄，一寫就是二十八年，引起別的報紙副刊也群起效仿。
可正當林海音在「聯副」工作開展得十分出色、贏得廣大讀者的信任和作者的愛戴，以至有「文壇保姆」之稱的時候，被莫名其妙的事情受到牽連而離開了「聯副」。當她在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四日離職的消息傳出後，給文壇及新聞界帶來不小的震撼波。不少作者問：「是我給你惹的禍嗎？」就連遠在香港的「聯副」作者徐訏也來信問：「是我給你惹的禍嗎？」每位作者似乎都在拷問自己的靈魂，生怕自己的文章在白色恐怖的年代給林海音帶來麻煩。
船長事件成導火線
到了九十年代，這一謎底已徹底解開，原來給林海音惹禍的不是徐訐這類鞭長莫及的作者，而是近在台灣的詩人王鳳池。這位從一九五六年就加盟紀弦成立的「現代派」，用「風遲」之名在《現代詩》發表作品，是高雄市一位管戶籍的公務員，他讀了古希臘的《奧德塞》後創作了一首題為《故事》的短詩，用「風池」假名（被認為是「諷刺」之諧音）發表於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三日「聯副」左下角——
從前有一個愚昧的船長
因為他的無知以致於迷航海上
船隻飄流到一個孤獨的小島
歲月悠悠一去就是十年時光
他在島上邂逅了一位美麗的富孀
由於她的狐媚和謊言致使他迷惘
她說要使他的船更新人更壯，然後啟航
而年復一年所得到的只是免於飢餓的口糧
她曾經表示要與他結成同命鴛鴦
並給他大量的珍珠瑪瑙和珠寶
而他的鬚髮已白，水手老去
他卻始終無知於寶藏就在他自己的故鄉
可惜這故事是如此殘缺不全
以致無法告訴你以後的情況
這裡寫的「愚昧的船長」，顯然是影射蔣介石；「飄流到一個孤獨的小島」，無疑是指台灣；「美麗的富孀」暗喻美國；「免於飢餓的口糧」，是寫台灣人民在「反攻大陸」的謊言下，過著窮困的生活；「他卻始終無知於寶藏就在他自己的故鄉」，這簡直是要蔣介石捲被蓋回大陸，表明台灣人民不歡迎他的統治。……這種曲筆用得真大膽！因而此詩不再是文藝問題，而成了政治問題，「總統府」親自打電話過問，後被情治單位以「匪諜案」論處。風遲被關押了三年，罪名是「影射總統愚昧無知，並散佈政府反攻大陸無望的論調，打擊民心士氣，無異為匪張目」（據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三日「警審聲字第二十六號裁定書」）。一九九九年由官方出版的七大卷《「中華民國」作家作品目錄》，找不到他的名字；張默編的《台灣現代詩編目（一九四九至一九九一）》附錄的台灣詩人小傳也無此人。但可以肯定的是林海音成了此「匪諜事件」的直接受害人，她在刊出詩作的第二天就被迫捲起被蓋離開了「聯副」。
這一「船長事件」不僅嚴重傷害了作者、編者，同時也給台灣文壇帶來了巨大的陰影。自「聯副」闖下這一大禍後，台灣各種報紙副刊均不敢刊登新詩長達十三年之久。一直到一九七六年，《聯合報》、《中國時報》副刊才重新刊登詩作。
「聯副」的「船長事件」不禁使人想起稍後發生的同類事件：《中華日報》一九六八年一月三日發表了一組漫畫，漫畫敘述了一對父子倆，買了一座小島，他們在此地建立王國，並共同競選「總統」。更要命的是父親競選演說詞的頭一句直呼「全國軍民同胞們」，與前幾天蔣經國發表的用語如出一轍。這種「巧合」，再加上柏楊原先寫的憤世疾俗的雜文，便成了當局定罪的最好依據。後來宣判升級，以致柏楊被誣為「共匪」派來的間諜而坐牢多年。
在電網高懸、陰氣蕭森的「戒嚴」日子裡，號稱「自由中國」的台灣，其實並無新聞自由、創作自由。林海音本是小心謹慎之人，她常常「夜半驚醒，想起白天發的稿子，有何不妥嗎？錯字改了嗎？」可她仍然動輒得咎，碰上了大麻煩。由此可見，林海音為台灣報紙副刊的發展，為爭取言論自由付出了多麼大的代價。現在，這種日子已一去不復返了，但從這首惹禍的詩可看出「反共抗俄」年代人文環境的嚴酷。這樁「船長事件」為後人研究林海音及研究台灣當代文學史和文藝副刊發展史，留下一份難得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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