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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洪永起 圖：洪永起、網上圖片
中國搖滾教父崔健自1998年大碟《無能的力量》後，暫別歌迷，直至2005年的《給你一點顏色》才回歸。
2001年《我的兄弟姐妹》中，崔健飾演的清貧音樂教師，不知道是片中角色還是他本人的憔悴。觀眾看在眼裡，不能不驚訝。
今年銀幕上再見崔健的名字，加了「導演」二字。
剛過去的ifva短片節中，崔健執導的處女作《修復處女膜的年代》在「中博之夜」上映，短短數分鐘的作品，是崔健從中國搖滾教父邁向電影導演的踏腳石。
「生活在中國，有很多方方面面的事情都會給你靈感，當生活中發生一些事情，自然會產生創作的衝動。」崔健頭上戴著他那標誌性的白色鴨舌帽，來港出席影片的放映活動，並接受記者專訪。
「電影能夠更豐富地表達。」他補充，「關於創作，我喜歡的是跟生活、跟現實有關係的一種藝術。」電影處女作談的夠現實了，修補處女膜的熱潮成為他的題材。「私隱很重要，但私隱在宣洩的過程中，是藝術完成過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因為《我的兄弟姐妹》，向來喜歡電影的崔健終於站在攝影機後。「那齣電影出來後，我就傻了眼了。於是學到不能再做一些我自己也不知道的事，再接觸電影，我更願意是創作而不是表演；表演是我控制不了的東西。」
崔健能夠控制的，以他的話說，大抵是不斷的否定。
不停否定的過程
「電影和音樂，在深層的藝術創造性和把握性上，實際上是一樣的，但在技術層面上，我沒有學過剪接、燈光、攝影等，但最好的老師就是否定，否定拍得不好的東西，否定沒有拍出生活感受的東西。」
短短七分多鐘的《修復處女膜的年代》，描述少女進行流產手術，醫生卻遊說她進行處女膜修復；少女分別詢問母親及嬤嬤，她們在結婚前是否仍是處女。片末，是少女模仿男性站立小便的畫面，還有她的喃語：「男人才是應該被修復的。」
觀眾的反應是，崔健怎麼拍出這樣一個女性主義的東西？
「我只能說是一點遺憾，但不能說是錯誤。影片談的其實是誠信，人與人之間建立起真正感情的基礎應該是甚麼？這不會是簡單的一種道德問題……我看到很多人批評我的片子，說這種不能訴之於口的東西，你怎麼能拿出來談論呢？」崔健說，「當私隱被爆發的一剎，就是藝術的完成，如果沒有私隱，就不可能有藝術。」
觀眾與作者之間的誤差，對崔健來說，這不是第一次出現。
早於上世紀80年代，他的第二張專輯《新長征路上的搖滾》（海外版的專輯名為《一無所有》），便曾領教過北大那著名的噓聲。評論家指，當時不少年輕人無法承受歌聲中所傳達的重量。
而他在《修復處女膜的年代》中，挑明了中國人的禁忌，藉所謂道德談論一段感情當中的誠信問題，所引起的反應，是道德的維護，還是人性中真善美的堅持？
曾經特別像西方
1961年出生於朝鮮族家庭的崔健，受專業小號手的父親影響，十多歲開始學習小號，更成為北京愛樂管弦樂團的專業小號手，上世紀80年代初，他接觸到外國遊客及學生帶來的外國音樂，開始迷戀John Denver、Simon & Garfunkel等的音樂，並學習彈結他。1984年組成樂隊七合板，唱歐美流行曲。同年推出個人首張大碟《浪子歸》。
「曾經想過用國際的方式，要更洋氣一點，不要太土氣，於是很刻苦地學英語。」崔健說。兩年前一眾新一代搖滾樂隊合作，推出向崔健致敬的唱片，以Punk、Hip Hop等方式演繹崔健的舊作，說起來，崔健也同樣走過這種模仿西方的日子。
「這是一個過程，我們也曾走過，也曾經特別像西方的，甚至完全一模一樣。但是當我們開始用西方的方式去表達，反而是一種尷尬。你只有自己對這種尷尬產生拒絕，才會真正理解創造的意義，才會真正把自己的感受，自己的血液和所創作的東西融合在一起。」
從七合板樂隊演唱歐美作品，到崔健口中對模仿西方的尷尬，他有了自己創作的〈不是我不明白〉，然後，是被視為揭開中國搖滾序幕的〈一無所有〉，然後，中國搖滾的巨星時代誕生，他的第二張專輯（卻是崔健自認為屬於個人的第一張專輯）《新長征路上的搖滾》，不但成為經典，更是一個時代的里程碑。
對中國民樂感興趣
「當時我們的作品，既有傳統的中國音樂，也有西方搖滾樂的元素，加上我們是第一代自由創作的，自己寫歌、寫詞、編曲、演奏，造成一種非團隊性的創作，也帶來一種自由的氣息，大家都會覺得你是獨立的，這樣當時就很火。」昔日的音樂，要麼是定向的創作，要麼是複製中國傳統的東西，崔健及同期湧現的音樂人，造就了中國搖滾的誕生。
還有，在拒絕對西方音樂的模仿上，崔健說：「衣服要穿得看起來有點土，音樂也是，聽起來土氣一點，就是一種舒服的感覺。」這種所謂的「土」，或許，是回歸到中國傳統的音樂上，重新探討自身文化的根源，正如〈快讓我在雪地上撒點野〉裡一分多鐘的散板古箏獨奏開場，或〈南泥灣〉重新賦與這首老歌新的氣息。
「我對中國民樂的興趣，是其在最原始的狀態。在中國，很多樂器已經成為一種謀生的東西，失去了對人生的態度，我覺得這只不過是技術的一種延續，而不是一種靈魂的延續，我不是反對技術，但我反對沒有技術的，偏偏要去故弄玄虛作技術。」曾經從小號走到結他，再將關注從西樂折回中樂身上的崔健，作品中一直在探索著中樂更多的可能性。
「中國樂器的銷售每年增長10%。」然而樂器大賣，不代表整體對音樂的關注。「音樂是製造明星的一個平台，而不是製造音樂才華的平台，因此很多影視人沒有音樂才華，也佔領了音樂的空間。這種現象亦造成音樂才華的萎縮。」
創作要與生活有關係
然而近年來黃燎原等人不時舉辦搖滾音樂會，從崔健的〈一無所有〉發聲之後，中國搖滾至今二十年，困境中亦有不少空間，「我們的演出機會還不錯，但年輕人的表演機會就少一點。」
但一再重提「搖滾」一詞，崔健只是搖頭：「搖滾樂再火，對我來說是二十年前的東西，沒甚麼時髦，我覺得音樂更重要。」
1993年，崔健首次涉足電影，在張元的《北京雜種》中演出；2001年《我的兄弟姐妹》，是崔健向演戲說「不」的時刻；同年，他為香港城市當代舞蹈的音樂劇《給你一點顏色》創造音樂，於他，音樂亦成為刺激他創作視覺藝術作品的靈感。
「我在寫劇本時，大多數時間也在聽音樂。」從走在中國搖滾前沿，到執導影片，崔健的第一套長片《給你一點顏色》，是從音樂劇和他的大碟延續下來的概念，傳聞今年年底開拍。「音樂和電影的根是一樣的，但是兩個完全不一樣的表現方式，對我來說，是左腳跟右腳，聽覺跟視覺的東西，也是互動。」但不論是音樂還是電影作品，崔健強調，要創作與生活有關係的藝術。
正如《修復處女膜的年代》中所描述的生活，或許是荒謬的，醫生游說前來墮胎的少女修復處女膜，「處女」所代表的道德問題，成為人人私下可以隨便且破且修復，卻不能被公開談論的禁忌，但這就是現實。
「在中國有很多東西都會給你靈感，這種靈感應該是每個人都會有，尤其是看到一些情況發生在你身邊，自然會產生一種衝動，我想，那可能就是叫做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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