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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 明
東漢桓、靈以降，隨著王朝統治崩壞、經學中衰、儒家思想統治地位動搖，士人性格也逐漸由克己謙恭、規行矩步的內斂轉變為任情適意、通簡逸放的張揚，表現為普遍的輕視祿位功名而重個性自我，與之相伴而生的，是士人生命意識的鮮明與強烈。
對人生倏忽的感嘆，雖古已有之，但與以往任何時代相比，魏晉士人表現得更強烈，特別是當他們面對鬱勃的自然風物與永恆的山河陵谷之時，那種油然而生的對人生短暫與生命不永的哀傷情緒，即如滔滔之水，潰瀉而出。如桓溫見金城之柳：
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琅邪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淚。
又如羊祜登峴山：
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歎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
面對永恆的自然，魏晉士人雖有人生短暫、生命不永的無盡感傷，但他們更加真誠而執著的熱愛和眷戀生命，感傷沉鬱之後，他們往往由此而思考如何在短暫的人生中，獲得自我生命的價值實現。於是，他們用各種不同的方式來實現生命的意義，使短暫的生命得以永恆。在魏晉士人看來，體現生命永恆的方法，就是名載史冊，傳揚後世。
除了投身於風雲際會的政治鬥爭中逐鹿天下、建功立業一途之外，魏晉士人還選擇了著書立說，如曹丕言：「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詞，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典論．論文》）
而如杜預者，為避免後世的湮沒無聞，更記其功績於石碑，「預好為後世名，常言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刻石為二碑，記其勳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
杜預為一代名將，是西晉滅吳戰爭的統帥之一，又著有《春秋左氏經傳集解》等書，無論從武功還是文章方面言，都足以傳名後世，但仍然害怕湮沒無聞，刻石勒功，置之陵谷，於此可見魏晉士人希圖生命永恆的強烈意識。
更多的人，是再次反身投入於永恆的自然山水中，親山愛水，在與自然山水的冥會神契中消解感傷，完成對生命體認的昇華。如《世說新語．言語》載王胡之遊印渚之語：「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看，嘆曰：『非唯使人情開滌，亦覺日月清朗。』」王胡之所言「使人情開滌，亦覺日月清朗」，即是在賞山怡水中體悟生命的歡娛。
王羲之《蘭亭集序》中所表達，更能見魏晉士人這種複雜的心路歷程，即從山水的審美而入於對生命的體認，並使心靈在與自然的交融中得到昇華：面對崇山峻嶺、茂林修竹、清流激湍，以及天朗氣清、惠風和暢，隨之湧上心頭的是清晰地意識到自然萬物的生生不息、無窮無盡，而人的生命卻如此短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並因而生出無限的眷戀感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然後，在將個體融入自然的過程中，進而認識到「一死生」、「齊彭殤」的虛誕與妄作，最終復歸於平靜和安詳。
在這一過程中，山水審美得以滋生和確立，並逐漸成為士人精神生活的重要內容，由此也逐漸發展為獨具魅力的中國山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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