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大圖片
■熊 明
子曰：不學詩，無以言。顯而易見，詩的教育在孔門具有極高的地位。那麼，詩教最重要的是什麼呢？《禮記·經解》載，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五四以來，曾有不少人認為孔子此句話是專就臣子獻詩歌批評君主這一古代典制而說，是要求臣子獻詩批評君主時態度應謙卑和緩，因而他們進一步指責：這種詩教其實就是奴道，是中國人奴性之所由來。這種指責其實是不公允的。就孔子這句話來說，哪裡看得出是專為獻詩誹政而發呢？溫柔敦厚，乃是詩歌對一般民性的教導。也正是在這種詩教下，我們中國人素以做人溫良為善。
民國初，辜鴻銘《中國人的精神》一文曾用「溫良」來概括中國人給洋人的印象。但他也強調：「我所謂的溫良，絕不意味著懦弱和軟弱的服從。正如前不久麥嘉溫博士所言：中國人的溫良，不是精神頹廢的、被閹割的馴良。這種溫良意味著沒有冷酷、過激、粗野和暴力……，在真正的中國式的人中，你能發現一種溫和平靜、老成持重的神態。」辜鴻銘將溫良視作一種溫和平靜而又老成持重的神態，這是對的。《韓詩外傳》卷九載：
傳曰：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孔子入座。二子相與論，終日不決。子夏辭氣甚隘，顏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夫子之議論邪？徐言誾誾，威儀翼翼，後言先默，得之推讓，巍巍乎！蕩蕩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論也，專意自是，言人之非，瞋目搤腕，疾言噴噴，口沸目赤，一幸得勝，疾笑嗌嗌，威儀固陋，辭氣鄙俗，是以君子賤之也。」
子張所言「徐言誾誾，威儀翼翼，後言先默，得之推讓」，顯然就是溫良，或者說就是溫柔敦厚的詩教之風。子夏是傳夫子詩教者，其論道而變色，竟未達於溫柔敦厚。可見詩教之移人性情，其實也難。然而，據子張所言，溫柔敦厚本身即是一種威儀，有不怒自威的莊嚴。今言詩教令人徒長奴性而不知其為威儀者，輕薄之徒也。
且孔子隨後復言：「《詩》之失愚」，鄭玄注曰：「《詩》敦厚，近愚。」這即是說，詩所教敦厚使人容易變蠢。為什麼變蠢了呢？因為學詩不能僅止於溫柔、僅止於敦厚而不知變通。孔子為《周易》修傳，甚知事物不滯而變。《系辭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論語》曰：「君子不器」。道可變通，器不可變，器物似有偏執，故君子不器而善於變通。《孟子》謂孔子是「聖之時者」。就詩教來說，溫柔敦厚是「詩教」之正，憤怒抗爭是「詩教」之變，此詩教之「時」也。
辜鴻銘說中國人的溫良意味著沒有暴力，這是很錯誤的話，沒有意識到「溫良」也有「時變」。《左傳．宣公十二年》載，晉楚邲之戰，晉國大敗。楚將潘黨建議搞些建築和標誌，「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莊王回答：「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停止兵戈，這是多麼溫良的想法，可是有時為了「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你卻必須拿起武器去戰鬥。《論語．先進》載，冉有幫季康子「損不足以奉有餘」，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擊之，可也！」「鳴鼓而擊之」，這不是「暴力」嗎？孔子常溫良恭儉讓，而今乃出此激憤之言，但誰又能因此說他不溫良呢？誰又能因孔子的「溫良」而說他在培養奴性呢？
孔子注重詩教，但就《詩經》來說，也頗有溫良的人發出反抗的語言和詛咒。在《詩經．小雅》中，這樣的詩尤多，如《巷伯》曰：「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而夫子徑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可見，孔子不僅自己常怨以怒，而且他的詩教也並排斥怨而怒的詩人。蓋溫良者，詩教之常也；激憤者，溫良之變也。子曰：「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孔子本人，正可謂「深於詩者」。
|
放大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