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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本身不可怕，面對死亡本身才可怕。
文：李卓賢
有人說年歲的增長，其實就是步向死亡。如果人生的前半段是認識生命，那後半段或許是認識死亡。筆者記得，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李天命曾說過，很多學說和理論不過是陳腐胡說，人生最根本的三個問題是：如何思考確當靈銳、如何生存得愉快更有意義，以及如何面對死亡而寧定安然。
曾擔任伊莉沙伯醫院的腫瘤科顧問，現為該院及瑪嘉烈醫院紓緩服務部榮譽顧問及香港生死教育學會主席的謝建泉醫生，一直在思考如何面對死亡這問題。謝建泉行醫30載，歷盡人間死亡的場面，每分每秒面對著的生命流逝，但謝建泉一直不忘從病人身上學習，找出讓每個人離世時，能安然無牽掛的辦法。
脫髮患病不是你
在嶺南大學哲學系「如何說再見──與臨終病人相處、溝通與道別」的講座上，謝建泉讓在場的聽眾，選擇甚麼是死亡中最讓他們擔心的東西，結果如他的經驗所知，死亡最讓人感到害怕的主要是痛楚、遺忘、遺憾，當人們在死亡以前可以解決這些問題，例如安置好身邊的家人，完成一些人生的目標與志向，死的時候往往可以很安詳。可是每個人的個性與經驗不一樣，不同的末期病患均有不同的要求，這是醫者與家人所需要加倍關心。
「我以前曾想到病人因為電療而脫掉很多頭髮，自作聰明找很多假髮，有長髮、鬈髮、曲髮，甚麼款式都有，讓愛美的病人有選擇。但病人看到假髮後，很氣憤地對我說：『醫生，患病脫髮的不是你，你當然可以說得這麼輕鬆！』」謝建泉沒有憤怒，卻醒悟到自己原來一直以「自己的角度」為病人安排。
不如一針打死我
謝建泉對另一位特別的病人也記憶猶深。有一位50多歲的病人，在癌症末期的時候痛楚難當。其實，約三分之一的癌症是沒有痛楚的，就算有，單靠少量麻醉藥也能止痛，鮮有不能止痛的例子。謝建泉只用少量的嗎啡，為病人止痛，加上一些自行止痛的技術，這位病人可以出院回家。
出院的日子到了，這位病人卻對謝醫生說：「不如你想辦法，一針打死我。」謝建泉與這位病人花了很長的時間溝通，漸漸發現，原來病人發現一直困擾著他的痛楚，可以這麼容易解決，倒讓他感到，無痛的時間珍貴，不如趁此美好時刻，死掉算了。
只重醫術 忽略溝通
台灣趙可式教授訪問一些40至50歲病人，其中七成是女性，結果顯示他們希望死時「身體要舒服」、「心理平安」、「思想平安」。謝建泉指出，香港人最希望死亡時可以「肉體無痛」、「留者善制」、「去者善終」、「風光大葬」四項。地域與文化差異帶出的重點，終究不同的人對安然死去，也有不同的要求，作為將亡者身邊的大家，可以怎樣去協助臨終病人呢？在謝建泉看來，「同在」、「同心」、「同步」、「同行」四者，是人們經常忽略了對病人至為重要的態度。
所謂的「同在」，是對末期病人一心一意，在場地陪伴病人左右，專注他們的說話及想法。「同心」就是要支持病人的意志，如上述頭髮的例子，作為病人身邊的人，要將心比己。「同步」，即要懂得明白病人的取向，知道他們的希望，要對他們的希望敏感。「同行」，也就是不要讓末期病人感到被遺棄，所謂「久病無放處」，乃是病人把自己當作最大負擔的大忌。
醫生其實早在醫學院中學過「四同」概念，但謝建泉慨嘆，現在的醫生只著重技巧知識，不重視與末期病人的心理與溝通問題。據謝建泉的說法，有二分之一病人對醫生的投訴，是醫生與病人之間溝通有問題。
那麼在謝建泉看來，怎樣的死是最深刻感動呢？他記得一宗新聞：多年前，一架波音747的飛機發生空難，所有人罹難。人們在飛機的殘骸中發現一本日記，裡面收錄一封日記主人遇難前成文的信。當他知道自己將會死去，在危急之中寫下自己的遺書。在信中，他感謝生活，對死亡表示無所恐懼，但不忘對妻兒道歉，最後還說下來生再見的道別語。謝建泉認為，正面地面對死亡，向存活的人交代後事，好好道別，也就完成了份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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