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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志
《召南．野有死麇》是《詩經》中最負盛名的愛情詩之一。不過關於這首詩的主題以及創作中採用的藝術手法，歷來多有爭議。
《詩經》創作的主要手法是賦、比、興。朱熹《詩集傳》解釋說：「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就朱熹的解釋看，賦包括敷陳和直言兩個方面，屬於基本的描寫手段。比就是打比方，可以使詩歌更加形象鮮明。興則是借物鋪墊，從而使詩意更加婉轉自然。南宋胡寅《斐然集》卷一八《致李叔易書》載，李仲蒙曰：「索物以托情，謂之『比』；觸物以起情，謂之『興』；敘物以言情，謂之『賦』。」其說較朱熹的解釋更簡明。不過，因為年代久遠，人們對於《詩經》中某些詩篇賦比興手法的認定往往比較艱難。如《召南．野有死麇》：
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這詩寫的是男女幽會，人人一看便知。然而，男女幽會，為什麼提到「野有死麇，白茅包之」？為什麼又說「林有樸樕，野有死鹿」？關於這一點，有兩派意見：一派認為這幾句是「興」，故而其所言與幽會的主題沒有什麼緊密聯繫。然而「興」與詩歌所詠主題沒有直接聯繫，卻不等於沒有聯繫，至少用來起興的句子應該能起到一點鋪墊的作用。如《鹿鳴》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萍。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在這首詩中，詩人由鹿兒食萍，尚有呦呦鳴叫之聲，故而想到自己宴樂嘉賓，也要有笙有瑟來伴奏。詩的起首兩句作為「興」，的確有「觸物以起情」的感發之用。但是，對於《野有死麇》來說，實在看不出野地中被白茅包裹的死麇、死鹿對於吉士引誘懷春的女子有何感發作用。所以，將死麇、死鹿兩句視為「興」，並不合適。另一派意見則認為這兩句是賦，所言乃是行媒聘之禮。古人媒聘，多用羔雁幣帛，而很少聽說有用死麇死鹿的。宋代王質《詩總聞》解釋說：「當是在野而又貧者，無羔雁幣帛以將意，取獸於野，包物以茅，護門有犬。皆鄉落氣象也。」這就是說詩中所言吉士貧寒，所以用獵來的麇鹿包上茅草來做聘禮。
王質說死麇、死鹿為吉士所獵取，這是可信的，而且這一解釋，也使得詩中所言「吉士」的「吉」有了著落：狩獵技術這樣好，當然稱得上「吉士」了！不過，王質說吉士拿這些獵物作聘禮，這就是他的臆測了。因為第一，古代行聘，極少用麇鹿，這個王質自己也承認。第二，從詩的第三章來看，此詩明明是寫幽會，若視吉士用白茅包裹死麇、死鹿是行聘，則全詩的描寫就變得支離破碎，沒有一個脈絡。再者，若是行聘，則不宜說是「誘之」了。其實理解這首詩的關鍵在「包」字。「包」者，「炰」也，猶今之所謂燒烤。「白茅」與「樸樕」不過都是用來引火的東西罷了。捆起茅草，點燃樹枝，烤起麇鹿，這正是吉士用來引誘心上人的辦法。所以詩中的這兩段描寫其實都是「賦」，是對吉士引誘女子的直接描繪。
對於吉士的引誘，詩中說「女如玉」，玉在古代是君子比德的對象。「女如玉」是言女子面對吉士的引誘，不苟且，表現很好。詩歌第三章所記即是女子不苟之言，翻譯成今語，如云：你慢一些，你不要扯動我的佩巾，你不要引得我那多毛的狗兒亂叫。這實際是女子有所顧慮，不願同吉士野合，正是照應前言「女如玉」三字。
分析至此，也就不難看出，《野有死麇》是一首歌詠女子懷春卻能以禮自防，不願與心上人苟合的詩。這在極為重視「男女，禮儀之大防」的儒家看來，自然應是極好的詩。漢代《毛詩序》說：「《野有死麇》，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強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這就是說《野有死麇》的作者雖然生逢亂世，但受文王之教化，猶能惡男女苟合之無禮。漢代解說《詩經》的韓嬰一派也認為「平王東遷，諸侯侮法，男女失冠昏之節，《野麇》刺興焉。」據此來說，《野有死麇》大概寫於平王東遷後不久，是詩人借歌詠女子的不苟合，來諷刺當時淫亂之風。
詩中的「誘」字，漢初毛亨解釋為「道」，也就是「導」。漢末鄭玄解釋為「吉士使媒人道成之」，但無論從詩歌本文，還是從毛亨的解釋看，都看不出這裡有媒人什麼事兒。歐陽修《詩本義》釋「誘」為「挑誘」，其說恐怕更合乎毛亨的解釋，也與詩歌第三章吉士欲與女子親熱的描寫相合。到南宋，朱熹《詩集傳》也認為此詩是寫吉士引誘女子，而女子不肯苟合。朱熹常指責《詩經》中鄭衛之詩多淫奔之詩，不過，他並沒有將《召南》中的這首《野有死麇》也算作淫詩。可笑的是，王柏在《詩疑》中徑認此篇為淫詩，而且目之為應該「放黜」的《詩經》淫詩三十二篇之首。其實，此詩若是淫奔之詩，則女子何以得言「如玉」？若欲淫奔而恐為人知，則只須言「舒而脫脫」、「無使尨也吠」便可，何必拒絕男子扯動其佩巾？且此詩若是淫詩，則孔子焉得謂詩三百為「無邪」？可見《野有死麇》一詩的主旨，應該還是歌詠女子不肯苟合於情人的道德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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