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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尉 瑋 攝：黃載言
看關錦鵬的電影，總覺得有濃濃的女人情意在其中。「我拍的是女人戲。」他淡淡地說。
不避言自己同志身份的關錦鵬，說自己用一個「男人身，女人心」去看女人，卻看得更真、更細、更動人。
《胭脂扣》、《紅玫瑰與白玫瑰》、《藍宇》、《長恨歌》，小說中或幽怨或濃烈的女性形象（或女性化形象）經過他的一番理解放大，從文本中站了起來，用影像的光環包裹自己，卻也有了另一種風情。
和關錦鵬說女人，說女人的小說和女人的故事，他總有其特別的觀點。然而說到文字與影像之間的關係，他卻十分遲疑：「如果讓我選，我不會選擇將小說改編成電影。」
「看書，我獨沽一味喜歡看小說。但我幾部改編自小說的電影，都是投資人主動來找我。如果讓我選，不會選擇小說來改編。」他呷一口咖啡，將原因道來。短短幾句話，卻讓人真有感受：這是一個真正懂得小說的人。
「享受文字和享受影像是兩回事。文字有讀者自己的思考空間，強變成影像，不是最恰當，有好有不好。要改編小說，就要先明白它。當對一個作品理解得真正夠深的時候，便可以用很多，哪怕是天馬行空的方法去表達原著。」
張愛玲的一點慈悲
電影《紅玫瑰白玫瑰》改編自張愛玲的《紅玫瑰與白玫瑰》，當時頗受詬病的拍攝方法卻是關錦鵬心中對張愛玲文字的理解。
「張愛玲的文字有很多反諷。我總覺得她若要寫八句話，寫完前四句，後面的四句就可以是對前面四句的一個反諷。」電影中，關錦鵬用幾個層次去講故事。男主角振保的畫外獨白、影像畫面，加上張愛玲自己的一些文字，交織成相互應和又相互抵觸的幾個部分。
「這幾個部分其實自己打自己，這種矛盾正是張愛玲文字的魅力所在。」看似跳脫出了文字的改編是否正是他口中「天馬行空」的一點表達？
然而要做到這種跳脫，必先有著對於原著小說的一分敬意和十分理解。張愛玲，確是關錦鵬的最愛，皆因那尖酸之中，更有一種對世人的慈悲。「張愛玲是尖酸的，但她懂得尖酸是因為她厚道。她尖酸不是因為懷著陰暗的心理要去挖別人的黑暗面，而是因為她聰慧地看透了許多身邊的人和事。看透之後有了同情，懂得去體諒，這尖酸之中有了一種厚道。」難怪，他最愛的張氏小說是那尖酸剔透得讓人流淚的《怨女》。
但將張愛玲的小說轉換成影像卻實是難事，「她的文字被稱為『身邊文學』，其間的細節描寫很多，那些細節很多時候是一種情景的鋪排。但在影像上，完全去展示這些細節卻未必能夠重現情景，反而顯得囉唆。」
何妨糜爛？
白先勇亦是關錦鵬喜愛的作家，作品中他最愛《玉卿嫂》。「他的東西很糜爛，我很喜歡。」對那逝去的二、三十年代的繁都風情，關錦鵬有著深深的迷戀。這種迷戀，也許投射到了《胭脂扣》中對塘西風情的想像，也許放任了在《阮玲玉》中對於上海舊貌的沉迷，更也許是《長恨歌》中對滬家女子的點點琢磨。
「我喜歡這種氛圍，總覺得從《胭脂扣》開始，便對塘西風月那種東西很喜歡。我總想，如果我生於那個年代，家裡又有點錢，吃喝嫖賭玩樂我肯定樣樣都來。」
他也喜歡舊上海，描寫上海的小說曾一直追讀。「張愛玲的最地道，王安憶的也好。」但現在上海朝大都市發展的軌跡卻讓他看到了這城市的浮誇。「拍《阮玲玉》時，曾對上海的過去研究很多。那個時候的上海是很好的，現在則差很多。」於是在文字閱讀間追尋上海身影的熱情也有所減退。「但寫現在的上海，毛尖在《信報》的專欄我卻是一定要讀的。」他笑著說。
曾有人說，關錦鵬總借上海的故事講對香港的感覺。「我並不否認，就算現在經常在內地工作，對香港的歸屬感仍未減弱。」那哪個作家的作品最「香港」？是李碧華嗎？「李碧華的作品很聰明，《胭脂扣》有一種一直吸引人讀下去的特點。《煙花三月》我尤其喜歡。但若說到最有香港味道，我倒覺得是亦舒。」
女性角色的出路
看這麼多女性作家的作品，拍那麼多女人的心事和故事，關錦鵬心目中理想的女性作者「有著女性特有的敏銳和感性觸覺，卻懂得不要把女人的身份放得太大」。「將女性的身份放大，那是女性主義。我拍的是女人戲，不是女性主義。」在他心中，女性並不是弱者，而是有著內心強大的力量。這種對女人的理解，甚至讓他在小說到影像的改編中，為女性角色找到了出路。
《紅玫瑰白玫瑰》中，「白玫瑰」跳出了小說中仍未覺醒的沉默狀態，而有了成長的歷程和自救的力量；《藍宇》中的藍宇，則擺脫了原著小說中由於對同志戀情的獵奇心理而對角色所產生的束縛，而像一個堅強付出的「女性」那樣在一段長達十年的戀情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關錦鵬懂得小說，懂得電影，也懂得女人。這便是為何他電影中的女人心事讓人怎麼也看不厭。「在《藍宇》中，我看到了自己和男友間點滴的折影；而《長恨歌》的王琦瑤，她死守上海就等於我將來會死守香港。」對於關錦鵬而言，一切乃從自身情感出發，將這依附於小說中的情感在電影中發射出去，就是最大的力量。這豈不也是一種充滿「女人意」的思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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