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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曾家輝
「香港，除了經濟，還有甚麼……我們的日常生活，有多少時間是在關心香港？有多少時間是關心其他人……香港在我們的心目中，佔有怎樣的地位……我們，是否真正心繫香港的香港人？還是只是來吃喝玩樂的過客？」讀過《龍應台的香港筆記@沙灣街25號》，教人反思在這小島上，有多少是香港人，有多少是過客。
不過，聽過早前香港歷史博物館前總館長、中大榮譽高級研究員丁新豹以「過客眼中的香港1816-1940」為題的講座，卻有另一番見解。「過客固然非長居香港，可能路過，停留一天或幾個月，但我想從一些不同背景的代表人物，透過他們對香港的記述和感覺，反映出當時的香港，以及這個路過香港的片段對他們有何影響。」
Henry Ellis、G. Tradescant Lay、Auguste Borget、Alexander Robert Johnston、Robert M. Martin、Murdoch Bruce、Steen Anderson Bille、福澤諭吉、Freeman-Mitford、John Thompson、王韜、康有為、孫中山、魯迅、巴金、胡適……你認識幾多個？這些人有何共通點？
「這些過客有中國人、日本人、西方人，中間有官員、商人、傳教士、船長、畫家、作家、思想家等，有些你們十分熟悉，有的可能未聽過，有的只途經香港一兩天，有的住了很長時間，我們也可從他們的經歷或作品，找出香港原本的模樣。」
丁新豹開始娓娓道出這20位過客的故事，但由於篇幅所限，筆者只能從中抽出年代較久遠的人作簡述。他們的文字或作品比較少，對香港的描述只有幾句文字，但從片言隻字間，又或一兩幅作品中，湊拼出香港已不復再的原貌。
荒島有水又有田
「這幅《香港仔附近的瀑布》是香港藝術館藏品中，最早期描繪香港面貌的作品，香港當時還是荒涼的小島。1816年，英國的亞美士德使節團（Amherst Mission）訪華，途中停泊香港水域，並派水手到圖中的瀑布取水補給。我考察過，這裡是現時華富邨公園內的小瀑布，但因為建築了萬宜水庫，瀑布就變了小溪。」
由於當時香港仍未開發，路過的人沒有留下太多筆墨形容。亞美士德使節團的副使Henry Ellis在日記中寫了一句：「The situation of the watering place is picturesque」（那取水的地方風光如畫）。隨團的醫生Clark Abel對香港的印象更只是四周都是小島。而繪畫《香港仔附近的瀑布》的英國畫家威廉．哈維（1782-1857），是以隨團繪圖員的身份來華。
「再來就是法國畫家及旅遊家波爾扎（Auguste Borget）在1838畫的《A Bamboo Aqueduct》。透過畫面，我們可看到香港開埠前，居民的食水依賴住處山澗溪流或開鑿地下水源，在原居民中，亦有利用竹管引導溪水至住處或田間，供日常生活及灌溉農田之用。可見當時的居民已懂得就地取材，靈活地解決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難題。」
波爾扎1838年8月23日乘「西奇號」輪船（Psyche）抵港，留港期間繪畫了不少開埠前的風貌，其作品後被刻成版畫。其中一幅作品，繪下了當時竹製引水管，畫家也描述村民用竹管從山澗引水入村的情狀。丁新豹認為，畫中描繪的是香港黃泥涌谷地的農田。
流徙異鄉對石頭
戴維斯爵士（Sir John Francis Davis）在1844年接替砵甸乍出任第二任香港總督，任內首度徵稅過重，大失人心，他曾在1844年8月訂立《人口登記法例》，對全島進行首次人口普查及戶口登記，錄得人口共23,988人，又不論洋人華人一律徵收人頭稅，引致大批華人搬離港島及各界停工罷市，人頭稅方才暫緩執行。當時的庫務司羅拔．馬丁（Robert M. Martin）曾一度私自向英國政府建議，將香港歸還清廷，但後來他因故辭職，事件才擱置下來。
丁新豹直指羅拔．馬丁對香港的印象認真「麻麻」，在他眼中，香港完全沒有發展價值，沒有人、資源、稅收，只有石頭，是個貧窮落後的地方。當時的香港還是個尚未開發的地方，所以對羅拔．馬丁來說，到香港工作，實在有流放邊疆之感，評論如此苛刻，也可想而知。
丹麥船長Steen Anderson Bille在1946年來港，他對香港卻有另一番見解。他認為，當時的香港人已很忙碌，完全沒有社交生活，英國人隻身來港，家眷不是留在英國，就是安置在衛生情況比較佳的澳門。
據丁新豹的解釋，低下階層生活困苦，多從事出賣勞力的工作，如搬運、築路、建屋等，更由於社會普遍水平低，即使到港的外國商人，也沒有太多娛樂。
「當時由於妻兒不在身邊，所以很多外國人都召妓，或找一些中國婦人當黑市夫人，所以產生了一班社會地位與別不同的混血兒——他們的父親是外國商人、洋行大班，後代就發展為香港的大家族。」
一件小事 啟蒙福澤
「說了這麼多西方人，現在就說一個日本人的故事。福澤諭吉，也就是一萬日元紙幣上的人頭，是日本維新的啟蒙大師。縱觀日本近代史，他做了相當關鍵的事情。」
「1860年福澤坐船往歐洲時途徑香港，在船上向一個買鞋的中國人搭訕，二人對談時，突然走來一個英國人，二話不說，他搶過中國人手中的鞋，塞給福澤，又從福澤那裡要了兩塊錢，揮杖把中國人趕下了船。」
福澤對這件事印象極深，在22年後重提此事，寫道：這些西洋人在東亞諸國橫行霸道，如入無人之地，當時心中自然很不愉快，禁不住產生一種想法，希望日本有朝也能做幾億萬元的貿易，擁有幾千艘的軍艦，讓國旗飄揚在中國、印度的海面，出入西洋諸港，光耀國威，像英國人壓制中國人一樣壓倒外國人。
「福澤當時從一件小事，看到了背後的原因——軍事霸權背後是國力，國力背後是經濟和科學技術，經濟和科學技術背後是國民素質，國民素質背後是教育。福澤幾次遊歷歐美，都帶回大量的歐美的圖書，著手翻譯著書。在他看來，啟發民智之後，民眾才有正確的行動力，民眾有智慧，才能理解個人存在意義以及個人與社會的關係。」
筆者還要介紹英國作家Freeman-Mitford，以及攝影師兼旅行家John Thompson二人。他們以感性而銳利的眼光，看到另一個香港。
Freeman-Mitford在1866年抵港，她認為香港是世界上最奇怪的地方，官員是英國人，警察是印度人，平民是華人，他們說的是英文加中文的語言，這景象好比沙律中醬汁和油混在一起。
John Thompson其實和香港淵源頗深，他在1868年來到香港，開了間影樓，次年到中國旅遊。1870年回港，售出在港物業，之後再到中國遊走，直到1871年途經香港到台灣。在他眼中，當時在香港的英國人十分奢侈，他們的生活、居住等方面都令他很驚訝——身邊有很多工人，又常飲酒，比起在英國的生活，真是好太多了。
筆者最後要向王韜、康有為、孫中山、魯迅、巴金、胡適等人說對不起，由於大家對他們都很熟，學校課本也有提及他們的故事，連孫中山博物館也建成了，故而筆者在此不再詳述他們與香港的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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