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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匯專訊】據財經網報到,於北京時間5月22日晚9時開幕的第二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將是一次困難的對話。中美貿易逆差持續增長是眼見得的爭議議題。據美方統計，2004年美中貨物貿易逆差的數據是1619.38億美元；2005年達到2015.44億美元；2006年則繼續上升至2325.48億美元。由於雙方統計方法的差異，中方相應的數據分別是802.7億美元、1141.7億美元和1442.6億美元。儘管統計上存在很大差異，但美中貨物貿易逆差在逐年增長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至於增長的幅度，據中方數據來計算的話，2005年雙方貨物貿易差額比上年增長了42.2％；2006年則比上年增長了26.4％。如果按照美方數據，這個增長的幅度更大。中國已經取代日本成為美國貨物貿易逆差的最大來源國，2006年，在美國對外逆差排行榜上排名第二的美日貿易逆差額為884.41億美元，只有美中貿易逆差的38％。即使按照中方的數字，美日貿易逆差也只有美中逆差的61.3％。在此背景下，美國國內保護主義勢力漲潮，一些利益集團和企業持續向國會施壓，中美貿易摩擦有升級之勢。
為此，雙方最高領導人在2006年8月達成共識，決定建立一個戰略性的經濟對話機制，通過對話解決糾紛，增進互信。這個對話機制的性質和目的，正像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歐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袁鵬所說的那樣：是雙方「戰略關係經濟化、經濟關係戰略化」的具體體現。
當年12月，雙方在北京舉行了第一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美國三分之一的內閣級高官雲集北京。中方陣容也同樣強大，充分顯示出雙方對戰略經濟對話機制的重視與肯定。但從最終公佈的對話結果看，第一次對話並未取得更多的實質性成果。此次中方高官陣容回訪華盛頓，結果又當如何？美國國內政治形勢已經發生不利於中美貿易關係的重要變化。布什政府近年來在伊拉克戰爭問題上焦頭爛額，損失了大量政治資源。而且2006年底民主黨重新掌控了國會。在對布什政府至關重要的議題，如伊拉克戰爭撥款法案上，布什政府正有求於民主黨主掌的美國國會，2006年11月前在共和黨執掌國會時期所擁有的自由行動空間蕩然無存。
即使在貿易領域，雖然中美貿易關係極為重要，但眼下在布什政府的貿易政策日程表上並不居於首位。布什政府在貿易方面的當務之急，是獲得國會批准3月間簽訂的美韓自由貿易協定。由於美國國會授予總統的對外貿易談判「快車道」授權（國會只能通過或否決總統對外簽署的貿易條約，但不能修改）將於6月30日到期，布什政府必須在此日期之前獲得國會批准。正是因為這些動力，目前美國政府對於來自國會的貿易保護主義壓力，幾無招架之功。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美方在貿易問題上對中方頻頻施壓：2007年3月30日，美國商務部裁定中國的銅版紙產品進口對美國相關產品造成損害，美國政府一改自1984年後不對非市場經濟國家徵收反補貼稅的慣例，宣佈對中國等三個國家的銅版紙進口徵收反補貼稅；4月，美國商務部又正式就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問題向世界貿易組織提起訴訟，這也是自中國在2001年加入WTO後美國首次針對中國提起的知識產權訴訟。
與美方劍拔弩張相對，中方在營造良好氣氛方面致力頗多。5月9日，中國商務部副部長馬秀紅率領的大型商貿團赴美首日，即簽下43億美元的科技產品採購及投資訂單。這一商貿團由370人組成，包括200多家中國企業，其中聯想集團、中國網通和中芯國際等12家中國公司與美國微軟、思科和甲骨文等企業簽訂了合作協議。
此次商務部的採購之旅總預算達到160億美元。這讓人想起了去年4月吳儀副總理的一次類似的訪美旅行，當時一共簽訂了162億美元的訂單。
上週末（5月18日），中國人民銀行宣佈自5月21日起，銀行間即期外匯市場人民幣兌美元交易價浮動幅度由千分之三擴大至千分之五，表現出允許人民幣升值加速的的意願。5月17日，吳儀副總理還在《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強調中美兩國需要通過「加強對話和協商，以合理的方式解決雙邊經貿問題；應該避免將貿易問題政治化的企圖。」不過，這些努力可以表達善意，但不見得可以收到明顯效果。中方集中到美採購已行之多年，已被美方認為不過是將零散的採購商集中在一起採購的行為。另外，人民幣匯率的浮動幅度可能在美方看來也仍然是步伐太慢，官方的反應是審慎歡迎，但來自國會議員和民間的反應更不熱烈。最根本的原因，按照中國人民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時殷弘的看法，是中美雙方在一些關鍵性問題上存在的認知差距，使得戰略經濟對話機制很難在短期內取得重大突破。中美經濟關係目前有三大議題：對外資開放服務業、加強中國的環境保護，以及加快中國總體經濟改革，這也將是第二次中美戰略對話的主要話題。其中，問題的焦點是顯而易見的，即人民幣匯率、雙邊貿易、中國金融業開放。無論是按照美國財政部長保爾森、還是按照中國副總理吳儀在多個場合的公開表態，雙方對這些問題的態度其實並沒有本質區別：更有彈性的人民幣匯率機制、更為平衡的雙邊貿易、金融業的進一步加快開放，以及更為健全的知識產權保護，都是符合中美雙方根本利益的。只是，對於這些方面進展的速度，雙方的看法相去甚遠。從去年到最近，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中國政府會調整「漸進式改革」的步調。即以吳儀副總理5月17日在《華爾街日報》上的文章而論，亦以表達對於中美貿易互利於兩國的信心為主，對於美方反覆強調「加速改革對中國更有利」，呼籲中國在WTO承諾基礎之上進一步開放的言論，幾乎沒有正面回應。此次戰略經濟對話上在這些領域取得根本性突破，可能性應當說相當微小。
3月在華盛頓接受《財經》記者專訪時，美國財長保爾森反覆強調，中美戰略經濟對話需要取得一些「短期成果」，以便「讓美國人民瞭解我已經瞭解的情況，這就是中美兩國在改革的原則上並無分歧，分歧僅在於時機的選擇」。在被追問哪些領域最迫切看到取得」短期成果「時，他提到了更靈活的人民幣匯率，保護知識產權，以及能源、環境、科技合作等。
假如把5月18日中國人民銀行放寬人民幣匯率波幅，視做中方在更靈活的人民幣匯率這一方向上的積極一步，中美雙方此次對話的其他」短期成果「，比較大的可能，將會在保護知識產權、能源、環境與科技合作領域獲得。
事實上，美方4月10日就兩個知識產權議題（中國的法律體系對保護知識產權設立門檻過高；中國圖書、音樂、視頻產品和電影市場存在准入障礙）申請啟動WTO爭端解決機制下的磋商程序，儘管中國商務部反應強烈，稱「非常遺憾」，「強烈不滿」，但這兩個非常明確、具體的知識產權爭端，也提供了產生「短期成果」的良好機會。
2004年3月，針對中國對國內芯片企業的出口退稅政策，美國政府向WTO提起申訴，這是美國對中國提起的第一個啟動WTO爭端解決機制下的磋商程序申請；當年4月，吳儀副總理領銜中方代表團，出席在華盛頓舉行的中美商貿聯合委員會（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之前中美之間最高級別的經貿對話機制，美方由商務部及貿易代表領銜），芯片企業出口退稅成為磋商重點議題之一；當年9月，芯片出口退稅政策即開始陸續終結。
如果過去的經驗能給今天一些啟示，那麼，中美雙方此次在知識產權領域達成一些「短期成果」，當不會令觀察家們感到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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