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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5月31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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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廊:德國人眼中的中國文學


http://paper.wenweipo.com   [2007-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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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 彬

陳韻婷

 諾貝爾文學獎──中國人要多等三百年?波恩大學教授顧彬(Wolfgang Kubin)此話一出,語驚四座,被指為「一派胡言,胡說八道」,有人質疑,對於中國人的文學,一個德國漢學家的看法是否太消極?

 在顧彬的眼中,魯迅的文學、茅盾早期的文章還有丁玲在延安的創作是文學,但對於當代的某些作家如衛慧、棉棉等人的作品,他則以垃圾稱之。

 是德國學者貴古賤今,還是現代的文學家真是如此不堪?

 「我只能提到一些我自己覺得20世紀中國文學存在的問題。比方說,如果我們要分49年以前49年以後的中國作家的話,我們會發現,中國49年以前的那些作家,他們的外語都不錯。張愛玲、林語堂、胡適,他們都能夠用外語寫作。」顧彬這樣向媒體分析,究其原因,只在「語言」二字。

作家的量與質

 今天,中國作家、作者,人多勢眾,琳瑯滿目,顧彬口中「垃圾」所指,非及於所有中國文學,而是某些作品。

 換言之,顧彬針對的,是作家太過以量為主,而非質。德國學者之言,固然教人深思,也有人質疑他可有資格批評中國的文學?

 1945年生於德國的顧彬,1973年獲波恩大學博士學位,1981年在柏林自由大學獲得漢學教授資格,1985年開始擔任波恩大學教授,現任德國波恩大學漢學系主任,是當今德國最具盛名的漢學家之一,同時也是著名翻譯家及詩人。著有《中國文學中自然觀的演變》、《中國古典詩歌史》等,專著、譯著和編著包括德、英、中文等50多部。合編、主編或翻譯的著作和文學作品:茅盾的《子夜》、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記》和《百花齊放》、巴金的《家》和《寒夜》以及《現代中國小說(1949─1979)》、《中國現代文學漢文藝批評文集》、《中國現代文學》、《中國的婦女與文學》、《中國的文化、政治和經濟》、《魯迅選集》(六卷本)等。

 無論何時,開墾方格,從荒涼到鳥語花香,並非一朝一夕可得。而暢銷的文化,有時又與世情有關。就以香港三聯書店四月份的暢銷書排行榜為例,在頭二十名中,就有6本是與投資、職場有關的,再來,就是消閑書與流行文學。

 當「即食」成了潮流,品嚐文學的時間,也更形寶貴,我們的方格,也變得即食。

 文學非艱澀難懂,通俗亦非庸俗,文字孕育了文化,啟示了文明的進程,文字是一個層次,語言是另一個層次,一篇文章,一部作品,作家最基本的動作就是遣詞達意,一字一思量,一句一斟酌,煉出的筆墨並非隨便。

是商品而非藝術

 文字的轉變,既有力而又無力。轉變為適應市場,消費力是其中一種最強的推動力;而無力,怕就是源於文字執著者面對現況的無力感。

 顧彬提及年前在德國發表了中國二十世紀文學史,他所認識的中國知識分子及朋友,當中包括作家們都告訴他:「你別寫,沒有什麼好的東西,都是垃圾。」

 那是一種心態,也是一種文字發展的反映。然而,最教人唏噓的,是中國人看不起中國人。但為何會令自己人看不起?

 現任北京師範大學文學教授張檸,多年從事當代中國文學、當代中國大眾文化批評、研究、教學,他曾這樣分析當代的「文學作家」──「現在的文學生產跟傳統的文學創作產生了很大的變化。出版商就知道這本書好不好賣,因為他的目的不是在為文學史增添一部作品,而是為市場增加一個商品。傳統的文學是一個『物品』,提供使用價值。現在的文學作品更像是『商品』,更多的是交換價值。」 誠然,兩位教授都對現代的文學作品有著相近的觀點,前者稱之為「垃圾」,後者稱之為「商品」。

 當一件產品成了商品而非藝術的時候,我們不難發現所謂的作家,成了工廠的砌字工人。現代的文學有了目標性,消費者主導了市場,於是生產者就因應目標群的口味與需要來進行策略性製造。機械化製造的產品,有了公式,欠了創意,如再加上粗製濫造,毋須旁人多說,那就是垃圾。

文學何處容身

 然而,在今年3月底舉辦的「世界漢學大會」上,一場名為「漢學視野下的20世紀中國文學」的研討會,就被廣為流傳,說成是一場「顧彬討論會」。

 當天,顧彬指:「1949年以前的中國文學是幾百元一瓶的五糧液,以後的是幾塊錢的二鍋頭。」他的觀點建基於「好作家一定是翻譯家,他們會很多外語,也有很多中國作家能夠用外語寫作。」顧彬之言,可有道理?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一針見血,他以不會外語但文學造詣深厚的沈從文為例說:「很多好作者根本不是大學教出來的,我們按照這個來要求作家不公平。以後作家評級也考外語就麻煩了。越是作家越要個性化,個性化的作家可能外語好,也可能不好,你只能拿他的作品來評判。」陳平原教授之言,足堪深思。

 近有論者以古人李白也不懂翻譯來反駁,但如果說李白不懂翻譯,卻又未必。

 相傳有一次番邦送來表章,朝中無人看得懂,賀知章乃向唐玄宗推薦李白,李白當場解表,表上大意說:「大唐中如有人能識得表中的字,我邦就年年來朝貢,不然我們就要率兵進攻長安。」李白並依唐玄宗的命令回書,為大唐立下大功。但至於李白可會從外國語言審視(又或翻譯)本身作品,則另當別論。

 雖然,好的作家並不一定受正統教育出身,也不一定是了解多國語言,但透過不同的語言,的確可以不同的角度揣摩作品,可提升語文水平,達到認真審視文章語言的目的,循其根本,又在「語言」二字。

 「如果一個作家不掌握語言的話,他根本不是一個作家,所以基本上中國作家是業餘的,而不是專家。」

 語言與文學,不為討好哪一個頒獎機構,只為完善──完善人文抒情達意的功能,完善反映社會現實的功能,完善我們作為人類世界,一種藝術與歷史進程的記錄功能。在紛紛的討論聲中,每個作家與讀者不妨思考一個問題:當創作好文學的願望被市場化的巨浪吞噬了,讀者臣服於經濟,作者臣服於經濟,然後,文學應該藏身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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