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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洪磬
遊吟詩人廖偉棠，幾年前還在捕捉「波希米亞中國」，今天已在懷緬那逝去的美好時光了。
北京是中國文化之都，也即將是奧運之都，這兩者如何交集？在《我們在此撤離，只留下光》中，廖偉棠以評論、以私人筆記、以詩和鏡頭捕捉了此時此地的一堆詩化碎片，在熱烈的時代中幽冷貫穿時空。
書甫一出版即在台灣大受關注，成為觀察內地精神狀態的一扇天窗。
將奧運和文化對立起來，好像奧運來了，城市的飛速「變裝」才讓文化消逝，這其實不太公平。打從城市化的開始，北京這座古城就已在變了。嚮往的總會消逝，消逝的總教人嚮往，這是波希米亞的謎。
詩，所追求的是物質對精神的最低宰制，或者抽象價值落實為現世的狀態。從《我們在此撤離，只留下光》中，我們看到廖偉棠對北京有一種私密的情感。他也坦言，自己是個懷舊的革命者，「彼時猶見胡同落日圓」、「藝術和文學的地下狀態」，隱約一種空盪盪的自在感。
那段日子，他和陳冠中和顏峻合著了《波希米亞中國》一書，捕捉到京城「甚麼都在發生」的狀態，然已紫垣的星子竟轉換得特別快，也教人始料不及。
「波希米亞」北京之怪現象
「我們說波希米亞巴黎，其實都是在文學中認識的十九世紀巴黎。對於我來說，第一次去就好像『回』去一樣，但去了朝聖也就足夠了，今天巴黎的文藝世界已太過制度化了。」這個時代，他的波希米亞之都是北京。
文藝青年從四方八面國內國外湧進，聚在這裡過著高純度的文藝生活，不知怎的總餓不死，政府也管不了。他們和建制保持交錯而互不侵犯的關係，他們的世界是左翼最左、無政府主義的世界，在這個「中國最不現實的地方」。
曾經，文藝青年很能抗拒體制的誘惑，但如今，廖偉棠看到的是「錢」教無數文藝青年競折腰。
「政治和經濟的收買，本質並無分別，都是將藝術變成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很多藝術家剛來北京之時勇於嘗試，但只要其中一種紅火了，他就會集中在那一種藝術上。例如近年中國油畫、七十年代回憶流行，便吸引不同媒界的藝術家都來畫這個。他們變得不斷重複自己，但偉大的藝術家一定是不斷背叛自己的，重複的只是工藝品。」
但為甚麼政治的誘惑頂得住，經濟的就不行？
「抵抗政治，有人稱之為『終南捷徑』，最終會帶給藝術家另外的好處，像是聲名。但七、八十年代窮怕了，一有賺錢的機會，人們都怕不抓住的話，『中國熱』一過，便後悔莫及。八十年代是分水嶺，之前是理想主義，八十年代則是理想失敗的時代，人們便轉而尋找另外的價值，便是錢。」
文藝的墮落
在文藝界媚俗化之同時，商界也在「文藝化」，地產商冠名搞概念樓盤、搞老闆的個人詩歌研討會，請來名詩人名教授來賞析、贊助知名的北大詩歌節。這種混雜，在廖偉棠眼中卻是摧毀而非創造了價值。
「北大詩歌節原名『未名湖詩會』，本是北大的驕傲來的，為了紀念詩人海子，在他死忌那天（三月廿六日）舉行，有時沒錢就在小課室裡、草地上舉行，反正詩歌本就可以很草根。現在贊助來了，就去了北大最大的文學大講堂那裡舉行，像演唱會一樣在舞台上表演，不再定於三月廿六日，也沒有人提及紀念海子的初衷。」
藝術根據商業邏輯來運作，在中國社會的呈現，就是急於成就偉業。「陳凱歌的電影，為了一個完美的鏡頭，不惜破壞生態；張藝謀更別提，意識形態有問題。而他們卻曾是『第五代』導演，開放的一代。畢竟都是文革年代長大的，有著深深的偉業意識。」
決不出賣自己
面對一大堆文藝圈的怪現象，廖偉棠乾脆不在北京待下去了，連同曾任北大詩社社長的太太曹疏影回到香港。在這裡，他竟然搞了婚宴，還在席上大唱《國際歌》。
他常不解內地文人為甚麼往往衣食無憂仍拚命出賣自己來賺錢，回到香港，他卻要認真面對錢的問題。結婚置業，因為抗拒銀行制度而不做按揭，在東涌的家窗明几淨，以書架作牆，背後卻是每個月的捉襟見肘。
「連同償還買樓的債，每月我們要掙二萬元；如果在雲南等地，大概一千多就夠了，我只需要每月寫幾篇稿就夠了。」說到底，廖偉棠最痛恨的是「錢」，但他很肯定的說：「我沒有出賣自己。那些利用藝術的秀我通通不去。」
對北京，他若即若離。選擇回港定居後，仍是每月都回去。「每次回去，都遇到一些東西令我對北京不至絕望。尤其那些京漂，看見他們總是很虔誠地追尋藝術，只要他們有十之一二不變質，也已很好了。」
撤離 然未絕望
在廖偉棠看來，文藝圈與社會整體是相輔相成的，如果文藝圈也墮落，社會大眾更加失去標準。「回顧中國每個年代，總是有幾個人特立獨行的承繼了民族的靈魂。近來我特愛看晚清的詩，有一個詩人名叫陳三立，也就是陳寅恪的父親，他在日本人面前拒不吃藥而死的。」
「香港的藝術界，來自政府的資助比台灣少，來自商界的則比大陸少，但也因此偶有難得的純粹性。」
不只廖偉棠，他的朋友之中很多都厭倦而離開了北京，詩人作為大都市的點綴邊緣人（寄生蟲？），搶先離場，這究竟只是他們個人的歷程，還是北京真的墮落了？
對此他倒比從前樂觀，書中的文章都寫在2004年離開北京前後，那時他剛決定撤離，心情最低沉最失望，現時倒看見可能，「只要北京沒有被全球化的偽城市美學所同一，也許以後有新的北京之怪、狂、逸、亂，讓十年後、百年後的作者也懷舊眷戀一番，那也不是沒有可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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