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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卓賢 圖：果林
「你這幾年幹了甚麼？」湯禎兆曾經問袁兆昌。他答，「我也不知道。」
袁兆昌其實做過的事情很多，除了肚腩加大，年紀也添了幾筆；昔日「中學生好書龍虎榜」冠軍的《超凡煩學生》，如今不再是學生。正如電影《哈利波特》當年的童星丹尼爾域卡夫（Daniel Radcliff）一樣，現在老氣橫秋，橫看豎看也不像哈利波特了。
現在的文化人，全都像「八爪魚」：星期一談談社運環保、星期三寫寫樂評、星期五參加示威遊行、星期日在電視講食經，花膠廣告旅遊節目不可不接，生怕誤了賺錢好年華。
當然，袁兆昌也要寫其他東西，但希望題材比較簡單；記者不妨告訴你，他現在最希望寫的，其實是小說。
如果隨便在街上抓一個初中生，問他誰是袁兆昌，他會如數家珍地告訴你，這是《超凡學生》的作者，還會說他的作品登上多屆「中學生好書龍虎榜」，屢獲好評。
但很少人會留意，袁兆昌也寫「熊」系列小說。去年推出的是《拋棄熊》，今年書展將是《修理熊》。
破碎娃娃 誰來接合？
這兩部「熊」系列小說敘事手法，有點支離破碎，敘述者不斷在數個主體間游移。甚至令讀者以為，這是一個關於1905年德國製玩具熊復刻版的故事。但對故事的同性異性戀愛情節，幾乎摸不著頭腦。
關於這第一部熊小說《拋棄熊》，袁兆昌提及兩個名字。「最初在嶺南大學的寫作課，我提交熊小說的數個片段，後來老師陳惠英認為那是有趣的嘗試，於是我把它寫成故事，但原來初稿難以成篇。」
「後來，我有能力寫長篇小說，卻沒能把故事掌握得好，寫了萬多字，然後刪改，再寫。在這過程中，我發現自己有不少的寫作斷層，意念之間尚未連接。回想起來，可能我的寫作手法很受關夢南影響，結果還是利用生活的對話，把故事串在一起。」
《拋棄熊》有數十個段落的故事。讀者可以在角色的對話、MSN、字體、語速、表情符號中，感受到他們的多樣性格，甚至千絲萬縷的共時關係。據說，袁兆昌為每段故事標上號碼，聲稱讀者在閱讀後，可以利用數字，把故事重組起來……。
「你真的會這麼做嗎？我自己也沒有這樣嘗試啊！」他大笑起來。
不是學生 還要超凡？
有編輯曾對袁兆昌說：《超凡學生》那麼受歡迎，不如寫一本更貼近學生的小說吧。記者看來，言下之意，似乎那些過多的章節數字，或會成為「票房毒藥」。
「但我和他們討論時說，自己不再是那年紀與位置的人了。《超凡學生》一類的故事再寫下去，感覺很假。而且朋輩間寫作有一個習慣：就算沒有發表的地盤，也要在寫作風格上改變求新。」
既要符合編輯要求，至少讓他們接受他的想法；又要讓讀者感到作品的不同，懂得欣賞袁兆昌的轉變。
「既要記得《超凡學生》，又要忘記《超凡學生》。」夾在兩者之間的尷尬位置，袁兆昌對自己難以定位。「不想承認自己是一個寫作的人，不是為了有型，而是我未曾達到我閱讀的作品標準。可我不想成為典範，但我希望自己的作品，得到不同小說選集編輯的認同。」
因此，他希望至少為讀者寫一些留得下的，或者平衡一下自己寫得太大眾的東西，如《超凡學生》。
文學高地 流行低地？
感覺上，「熊」系列小說是一些矛盾的小說，外表看上去像流行讀物：玩偶、戀愛、漫畫，封面充滿創作的元素，內裡是有一定敘述深度的小說。怪不得袁兆昌認為，流行與文學之間的距離不是那麼大，也有很多並存的元素。
「五、六十年代作家的情況是，一邊寫所謂嚴肅文學，一邊在抱怨寫作生態，我想我不是在那種狀態中，自己的定位也不一樣。其實，我們很容易落入一個陷阱：流行小說就是不好嗎？沒有走進那個『低地』，你就無法理解這些小說可以盛行的原因，其實當中有很多養料，可以讓文學借鑒，也不是那麼極端。」
作家風格的焦慮？
袁兆昌很慶幸，「熊」小說系列一直收到回應和意見，證明踏出寫作新一步，仍舊有讀者。
「例如我寫Blog時，總處於憂鬱狀態，只因人家看了我的文字，卻沒有回應。如果要我在『零銷量』和『零回應』之間選擇，我對『零回應』更感失望。」
「或者這個行為有點變態，我經常跑到網上搜尋有沒有人回應《拋棄熊》，慶幸讀者看過這本書以後，也有Blog談及這本書。」
介意有沒有讀者，介意別人只記得學生讀物，這算不算是風格的焦慮？
「不是風格，而是自己的位置。假如別人不清楚我的位置，我頂多只能在星期天的報紙刊登一點文章，但人們不知道我擅長甚麼範疇。」
「我不能總在說《超凡學生》，況且我早已不是學生，而是一個過了30歲的『佬』。30歲的『佬』，我想除了在尖沙咀街頭一絲不掛，背後寫著『精忠報國』的大字裸跑以外，就沒有方法讓人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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