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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洪永起
獨裁者寫給恩恩的第一封信，如此開始：「恩恩，當我開始寫下這第一句話，我們就在嬰兒宇宙裡相遇，正如我們在現實世界裡相遇一樣。」（董啟章：《時間繁史．啞瓷之光》）
在備受好評的《天工開物．栩栩如真》之後，董啟章的「自然史三部曲」第二部終於在萬眾期待的情況下登場。承接上一部對人物世界與可能世界的探討，董啟章在《時》進行更龐大的文字工程：
獨裁者嘗試在寫給藥店售貨員恩恩的信中，開始關於嬰兒宇宙的實驗；啞瓷默默照顧癱瘓在床的作家丈夫獨裁者十七年後，因混血女孩維真尼亞的闖入而重新打開她的記憶與生活；穿越時空的少年花來到五十年後的圖書館，尋找永遠十七歲的少女維真尼亞……
《時》的結構複雜，或許，要叫讀者一邊讀一邊畫下人物關係圖。恩恩部分，既有恩恩的描寫，也有獨裁者信中另一個恩恩的世界；啞瓷與獨裁者十七年沒有交談，當中又混進維真尼亞採訪獨裁者的筆記，帶出兩人過去的點滴。
還有連篇的廣東話書寫、大量有關香港近代文藝圈真實事件的影射，作者將真實與虛擬糅合，從個人書寫史的回顧，到香港文學史的重新檢討，厚厚的兩大冊近千頁的份量，承載著可能是近年香港文學史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讀書人如你我，怎能不讀？
於是，我們找來台灣《印刻》總編輯初安民，香港詩人及評論家陳智德，和《字花》編輯、詩人及評論家鄧小樺，兩地文人，齊讀董啟章。
初安民：被方言禁閉之書
「憑良心講，這本書並不容易讓人進入，董啟章似乎在構築一個他個人的、迥異於西西『浮土鎮』的繁複大教堂。我常為他在虛實光影兩個界面任意進出的諸多人名弄得線索纏繞或斷線：獨裁者、啞瓷、維真尼亞、恩恩……」
「這本書的閱讀過程，有些類似多年前我閱讀卡爾維諾《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的經驗，董的抒情詩語言和繪製地圖式的精華素描文字，已是他這一輩中文小說家中的翹楚。包括書中從霍金《時間簡史》偽借來的名詞「大爆炸」、「Horae」、「Historia」、「Memoria」，這些章節，董氏招牌的陰性書寫，確實優美得讓人嘆息。」
「不過，我個人並不很喜歡『獨裁者』相關的章節，包括大江健三郎的《聽雨樹的女人》、《燃燒的綠樹》、《空翻》……這幾部董明顯朝他們致敬的小說，大江對他意圖建構的『救贖宇宙核心』，明顯地反思核爆、農民運動、當代日本乃至全球化世界的形上墮落。我以為董啟章的『嬰兒宇宙』和『獨裁者』與他的少年少女小團體，很難支撐起他和我們正在共同經歷的這個不安、價值混亂、世界各地正有人被屠戮或二十世紀人類為甚麼會有大屠殺、種族清洗、集中營、文革……種種不勝枚舉的噩夢，這是西方小說大家此起彼伏用各種小說技術去質疑叩問的。我以為董啟章和他筆下這位『獨裁者』並未充分做好哲學與歷史反思的準備。某部分他用一個無比瑰麗的天文星空場景，用無比龐大的建築，卻只包圍保護了一極單薄孱弱的『老男孩』夢境。」
傳真機慢慢吐出這些字眼，是來自海峽那邊的初安民。對董啟章前作《天》有極高評價的他，在極高的期望下迎來的，是對《時》的失望。
《天》、《地圖集》等董氏作品，曾經帶給初安民對於香港更豐饒的城市想像，《時》中大量篇幅的廣東話書寫，卻造成台灣讀者的迷惑和困擾——即使此書在台灣出版。
「當董選擇以『狀音形式直翻口語』的形式翻寫粵語，這一部分對不諳粵語的台灣讀者而言，一定程度的失去了意義。他關上了這些篇幅使粵語方言區域之外其他中文讀者準確理解的可能。」初安民說，「事實上，在張愛玲將《海上花》翻寫成普通話時，對大部分不懂吳語的中文讀者而言，吳語版《海上花》是一本意義被方言禁閉之書。」
鄧小樺：讓時代去回應
「我覺得這本書比較難讀。《天》是很好看的書，應該是董這麼多年來最sweet的作品，但這一部卻難讀。首先書裡有三個結構，在敘述裡包住另一個敘述，故事與故事的扣連對讀者精神力量的要求很大。」
於是，讀者得全心投入閱讀，並且做好心理準備：「這部書似乎顯示一個『壞』的可能性，將所有負面的東西攤出來，獨裁者很令人討厭，啞瓷是極度壓抑，文學小宇宙與社會的割離和內訌等，所有東西似乎都沒落到將死的地步。如果生存狀態沒有改變，書中文學小宇宙的鬧劇可能真的會發生。」
「另外這本書對語言的挑戰是比較大的。董的語言向來較學術性，比較厚重，這次則嘗試跳到另一個極端，用很多廣東話語言，這是讓這本書難讀的一個原因，對讀慣嚴肅文學的人來說，反而是比較陌生的經驗。」
對不諳廣東話的讀者來說，連篇累牘的粵語書寫，或許阻礙了對作品的理解，對操粵語方言的香港讀者，董啟章在書中用廣東話討論哲學問題，同樣產生一種陌生感。
語言是閱讀最直接的工具，在皇后碼頭吹著海風，鄧小樺一開始便帶出這個問題：「看書中用廣東話去描述一幅嚴謹的畫，對讀者來說是比較大的挑戰。」為甚麼這樣做？
「董啟章所想的，是這個時代我們的文學可以怎樣走下去……書面語似乎很安全，但其實是越來越邊緣。」她簡單地舉著例子，從與《字花》其他編輯的msn對談，到流行雜誌的用語，書面語已經被邊緣化。
「作家用日常生活的語言去談嚴肅文學、高雅藝術，不能說是媚俗，但這卻是一個冒險的動作，嚴肅文學圈裡其實並不容易理解他的這種手法。」作為一種很「薄」的語言，去描述如此厚重的主題，當中流失了甚麼？「作者在冒險去做一個實驗，與這個時代對話，這是一個好的目標，但效果如何，應該由時代來回應。」
陳智德：以本土超越本土
「這本書更具焦點的，是董啟章個人文藝歷程的回顧。書裡大概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是與九十年代以來香港文藝界相關的，探討的也是香港與創作相關的問題。」
「書中的作家叫『獨裁者』，予人感覺便是董啟章本人，即使作者不會說是自己，但書中所提到這十幾年來的文藝事件，部分便是與董啟章自己相關，如所提到的作品《快餐店拼湊維真尼亞的故事》，董確曾寫過這樣一篇小說，只是作品名是《快餐店拼湊詩詩思思與維真尼亞的故事》，還有書中提到的熱心鼓勵新人的編者，其實所指的是關夢南先生等。」
「作者用小說的方法，將虛構與真實事件交錯，回顧個人在文藝上的成長歷程，文中關於成立文學小宇宙與新文學小宇宙的情節，起碼有三分之一與文學創作、組織、文學是甚麼、作家身份等相關。我覺得就此部分而言，是繼六十年代劉以鬯的《酒徒》後，集中以小說形式去討論文學的書。」
如果在即將消失的皇后碼頭，鄧小樺談書中關於「壞的可能性」；在新開的序言書室中，陳智德則說此書更積極的嘗試。
「此書也繼續探討『人物世界』，還有另一個主題是關於時間的思考。」陳智德說，當董啟章將具象的物件——鐘錶，透過描述其結構、歷史來呈現抽象的概念——時間，是本書很重要的一個主題。
「還有關於本土的思考。」陳智德補充：「董啟章很明顯要帶出來的，是利用本土的元素，去超越本土的限制。」
本土，既是書中大量的廣東話，還包括當中人物的本土身份。「本土身份不只是『香港人』這麼簡單，香港人本身便是複雜的成份。如維真尼亞是混血兒，同時能操流利的英語和廣東話；啞瓷的上一代是內地新移民。」
「另一點是地理位置：沙頭角、聯和墟，全都是北面，且與內地接壤的地方，將市中心邊緣化了。作者藉這種地理位置，來思考香港對內地的位置。而這三種本土元素所串連起來的，是本土本身已有超越本土的特性，不是要扔掉本土的東西，才能超越本土，這是很有意義的思考。」
「而此書在台灣出版的意義，是作者並沒有因為在台灣出版而減少本土元素，反倒有很多香港背景、廣東話。本土是要有自己的獨特，才有超越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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