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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犯罪分子盜墓後偷運至美國紐約的中國十世紀彩繪石雕，由美國海關無償交還給中國政府。中新社
張春嶺
封建帝王的個人喜好，往往引領那個時代的風尚。「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宋代帝王有「好古」之風，尤以宋徽宗趙佶為甚，他們喜好三代鐘鼎彝器，卻讓古塚墳墓遭了殃。
原來宋代以重文輕武立國，上自帝王，下到文人士大夫，嗜古之風熾熱無比，對古代禮樂器物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成為時尚，著名者如歐陽修、蘇東坡、趙明誠等人，無不以收藏青銅器為無上榮耀。歐陽修以公職之便，廣泛觀覽公私所藏的金石遺文，依此編寫了《集古錄》十卷，收錄了上千件金石器物。蘇軾的書房裡就「清供」著鼎鼎大名的楚王鐘。青銅器價格扶搖直上，有的一件就達數十萬錢，從而激發了牟求暴利者盜塚掘墓。在這樣的大氣候下，隱秘的、持續不斷的民間盜墓佔有很大比例。《邵氏聞見後錄》記載：北宋時，有人在長安賣湯餅民家得到高尺餘的白玉奩，上刻雲氣龍鳳、海上神山，進獻朝廷，得到「墟墓之物，不可進御」的答覆，於是收入官庫。同書又記述，有人在關中壞一古塚，發現一件可容水一斛的碧色大瓷器。葉夢得《石林避暑錄話》記載，「好事者復年尋求，不較重賈，一器有值千緡者。利之所趨，人竟搜剔山澤，發掘塚墓，往往千載之藏，一旦皆見，不可勝數矣」。
而公開掘墓的也有史可查。《夷堅志》載：「政和間，訪求三代彝器，陝西轉運使李朝孺、提點茶馬程唐使人於鳳翔發商比干墓，得大銅盤鏡二尺，及白玉四十三片」，「程李留玉於泰州軍資庫，而以其盤獻」。雖然趙佶以「前代忠賢之墓，安得發掘」為名，罷了李朝孺的官，但對於非「忠賢」之墓的發掘，他是默許的。他詔令天下貢獻前世遺物，要求士大夫家藏秦漢三代遺物，全部獻給朝廷。朝廷大員和地方官員為投其所好，紛紛進獻。宋史中就有宣和元年三月「蔡京等進安州所得商六鼎」的記載。宋人張邦基《墨莊漫錄》也記載有地方官發掘塚墓求其器以獻上的故事。光州固始縣，古時為申伯國，為楚國的封地，人跡罕至的邊遠之地，時常發現秦漢古物，時任縣令的吳玨便下令讓犯罪之人進獻古器物贖罪，用這種方法，竟得到了不少古物，以至他辭官之後，手頭還有五、六十件古器。他的繼任者聽說後，也採用這種方法，得到了十幾件古器物。
蔡絛《鐵圍山叢談》說，帝王「好古」，「世既知其所以貴愛，故有得一器，其直為錢數十萬，後動至百萬不翅者。於是天下塚墓，破伐殆盡矣。」盜掘塚墓使皇家收藏激增，大觀初年，宣和殿收藏大小青銅器僅五百多件；到了政和年間，皇宮裡的收藏已達六千餘件。
宋代的古董收藏之風刺激了盜墓風習，而盜墓發現又為當時金石研究提供了條件。兩宋時代，僅青銅器的著作就有三十多種。著名的有呂大臨著《考古圖》，收入商周至秦漢古器二百二十四器，「考古」之說由此而發端；《宣和博古圖》著錄了宋代皇室在宣和殿收藏的自商代至唐代的青銅器八百三十九件；紹興年間薛尚功著《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貼》，收商周至秦漢青銅器銘五百零四件。這些書籍為文人雅士尋古訪閒、問鼎托趣提供了良好的參本，也奠定了古代青銅器著錄研究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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