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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智文
近日，城中一則息影女星紅杏出牆的消息鬧得熱烈，戀上比她年輕廿載的俊俏男子，丈夫力訴妻子不忠，聲言離婚。夫妻之事，清官難審。社會對女性的道德期望特別高，於古尤烈。古時為妻者，三從四德，相夫教子，謂之「賢淑」。紅杏出牆，背夫偷情，給丈夫休了之餘，恐有性命之虞。倘妻子認真知錯，丈夫可以包容，既往不咎嗎？今人難，何況背負禮教枷鎖的古人呢？於此，教人想到《古今小說》中的《蔣興哥重會珍珠衫》。
這個故事不簡單，涉及五角關係。話說蔣興哥跟王三巧婚後恩愛，三年後，丈夫要遠行營商，夫妻難捨，自不待言。丈夫立下「好歹一年便回」的承諾，奈何在廣東水土未適，害了瘧疾，一病大半年。三巧見丈夫音訊杳然，擔心之餘，寂寞難抵。有一遭，三巧揭簾望外，瞧一男子「恰好與蔣興哥平昔穿著相像」，以為丈夫回來，原來錯認，恰巧這男子陳大郎抬頭一望，被三巧的美貌攝住了，一見鍾情。陳大郎是有婦之夫，但色心難遏。幾經打探，悉三巧有夫，還決意搭上，找薛婆作中間人，最後與三巧發生了關係。事情不止於此，二人還動了真情，後來「陳大郎思想蹉跎了多時生意，要得還鄉」。三巧送上蔣家傳家之寶「珍珠衫」，大郎許諾明年回來，做長久夫妻。他在蘇州竟與興哥相遇，陌路人相知相惜，互吐心事，興哥一睹「珍珠衫」，心知不妙。興哥匆匆回鄉，質問三巧，揭破姦情，立書休妻。後來，三巧改嫁了進士吳傑，而陳大郎罹患抑鬱症而終。恰巧經人做媒，興哥結識了寡婦平氏，萍水相逢，同道中人，遂成夫妻，而平氏原來就是陳大郎的妻子。
一年後，興哥因事被誣陷，原來審案的正是吳傑。三巧有愧於心，恩情未泯，向吳傑說興哥是其兄長，求能開恩。案件水落石出，吳傑安排「兄妹」相見，二人靦腆全無，相擁而泣，吳傑詳問因由，深被感動，二人破鏡重圓。
小說巧妙處是以「珍珠衫」貫穿。「珍珠衫」象徵蔣王二人的愛情承諾，王向陳大郎送上「珍珠衫」，她出賣了自己，更出賣了婚姻。從責任角度觀之，一切的錯源於三巧和陳大郎。一是陳大郎明知三巧有夫，卻置之不理，透過薛婆，小心佈局，終得與三巧鬼混連場；二是三巧耐不住深閨的寂寞，控制不了慾望，勾上大郎，一錯再錯。她甚至隱隱以為丈夫蔣興哥別後不返，貽贈「珍珠衫」予情夫，作為信物。最巧妙的一句是「萬一你明年不來，如何？」大郎要走，三巧心中只有大郎，似乎擔心大郎重蹈興哥覆轍，她的道德堡壘全然失守。
當然，故事情節屢見巧合，如興哥與大郎之巧遇，後來興哥與陳大郎妻平氏結婚，又或興哥蒙冤，斷案縣主吳傑竟是三巧再嫁的丈夫，事有巧合得在現實社會幾近不可出現。此外，正是此種現實與想像的落差，透視古人對女性的同情、對倫理枷鎖的質疑，但在某程度上又要站回道德的防線。首先，作者對王三巧只是薄責，並無苛斥。三巧還是知錯的人，給休了後，自縊不遂，後來改嫁進士吳傑作「晚相公」，衣食無憂，最後甚至大團圓，三巧做回興哥妻子，與平氏共侍興哥。於三巧而言，也許做了偏房，讓平氏做正房，已是最重的懲罰？再論，不諱言，作者對女性的同情甚於男人，作者給陳大郎抑鬱而終，已算是重罰嚴懲了，而自己的妻子平氏成了情敵的正室，情人三巧跟興哥和好如昔，恩愛如初，這更是一大諷刺，讓陳大郎成了五人中的「大輸家」。
儒家道德強調待人以寬，以直報怨，故事正好通過蔣興哥體現這點。觀乎五人，事件最大的受害者是蔣興哥，他在盛怒之下休妻，人之常情，罪不在己，他沒把事情張揚，一則怕己丟面，二則心存厚道。再者，臨三巧再嫁之夜，興哥把家中十六箱細軟，贈給三巧作「陪嫁」，由是觀之，可見蔣興哥寬容之至。最後，興哥不計前嫌，與三巧續未了緣，寬厚之情，不言而明。為何如此寬厚，皆因一直深愛三巧，矢志不渝。至於吳傑，成全了他倆，其君子人格足證矣。
讀罷《蔣興哥重會珍珠衫》，復觀現實社會之光怪陸離，夫妻反目猙獰，你會驀地驚歎，小說中的真愛和包容於目下世界遙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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