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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 農
現代社會的特色之一是分工越來越細，人們往往陷入越來越窄的專業範圍之內，畫地為牢，不管其他。要管也實在管不了許多，知識迅速膨脹，頭緒越來越多，你想要搞得深入一點，成為行家或專家，所畫之牢不得不比較的小一點。
可是世界和知識本來是一個統一的、內部有著密切聯繫的整體，人為的分割不可能完全切斷那些聯繫，所謂「抽刀斷水水更流」。新的知識往往在舊時分工的邊緣上產生。「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固然有些不得已的原因而可以認可，但是如果完全死盯住這一瓢，恐怕就弄不清這「弱水」是怎麼一回事了，創新更是無從談起。現代人面臨這樣的二難困境。
一味「窄而深」問題很大，看來只好盡可能地把知識面拓得寬一點。高於「專家」的「大家」總是從事的領域比較廣並且能取得較大成績的人。例如我們揚州的先賢朱自清先生就極有大家風範，他寫詩（既有新詩也有舊體詩），寫散文，還寫過小說；他研究現代文學，率先在高校開出「中國新文學研究」課程，可謂開山之祖。他又研究古代文學，涉及其中相當長的時段，在作品選注方面，從《古逸歌謠集說》、《詩名著箋》、《古詩十九首釋》（以上合稱《古詩歌箋釋三種》），到《十四家詩抄》、《宋五家詩抄》，其氣勢之恢宏已不難概見；他的古代文論研究尤見特色，著名的《詩言志辨》影響了一代學人，其研究路徑至今還很富有啟發性；他在文選學研究方面的成果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他之前，文選學基本上只進行文獻研究，從他開始才真正進入文學研究；朱先生也搞考證，細緻入微，其《陶淵明年譜中之問題》、《李賀年譜》等等，至今仍然為學人反覆引用。朱先生研治古代文學給人印象最深的也許是他的觀念很新，充滿時代氣息，當時西方「新批評」剛剛興起，他即有很好的運用，且能避免此種研究範式的弊端。朱先生的研究論文中充滿了生動活潑的悟性，文筆極好，這與他又是成就極高的散文作家關係很大。
朱先生長期主持清華大學中文系的工作，他為該系制定的方略之一乃是「用新的觀點研究舊時代文學，創造新時代文學」（轉引自吳組緗《敬悼佩弦先生》，《文訊》第9卷第3期）。朱先生從事文學事業的路徑和他主持清華中文系的辦系經驗，非常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
道光四年（1824），湖廣總督阮元於廣州粵秀山建成新型書院「學海堂」，《雷塘庵主弟子記》卷六本年條下云：「十二月，建學海堂成。堂為三楹，前為平台，瞻望獅洋景象，甚為雄闊。又於堂後建小齋三楹，曰啟秀山房，蓋依粵秀山也。最後最高處建一亭，曰至山亭，蓋取學山至山之義也。」學海堂不講八股，不重考試，專門研究經史以及《文選》、杜詩等等，招生不多，而教學均極深入，其運作方式略近於現在的研究生院。據年譜載，當新校舍落成之初，阮元親撰一楹聯云：「此地有獅海珠江之勝，其人在儒林文苑之間」。此聯水平極高，上聯說那裡的本地風光，下聯則講他的辦學理念，文字優美，觀念高明，很有啟發性。稍後阮元將該堂師生的經解詩賦諸作匯刻為十六卷，親為作序云：「潛修實踐之士，聰穎博雅之才，著書至於仰屋，豈為窮愁？論文期於賤璧，是在不朽。及斯堂也，升高者賦其所能，觀瀾者得其為術，息焉游焉，不亦傳之久而行之遠歟？」（《揅經室續集》卷四《學海堂集序》）。
朱自清先生在考慮清華中文系的大政方針時，同鄉老前輩阮元的嘉言懿行，也許會在他腦海中被追憶起來，並形成一種親切的鼓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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