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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爾
進入21世紀之後，隨著經濟增長速度的穩步發展，中國社會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績，人民生活水平也從過去缺衣少食的年代，全面提升到了「豐衣足食」的水平。可不容忽視的是，由於各種各樣的複雜的原因，中國社會日趨加大的貧富差距不僅突破了「合理的限度」，而且還因「窮的實在太窮，富的實在太富」現象的日趨加劇，正在突破中國百姓和中國社會對「貧富懸殊」的心理承受底線，成為中國社會最大的「不穩定隱患」和構建和諧社會的最大障礙。
「奢侈富人」斂財鬥富
凡社會必由少數的富人和大多數的窮人所組成，因而在一個文明的社會裡，富人們擁有財富之後，用來自於社會的財富回報社會、造福窮人，一直是富人信守的「富人的道德」。可遺憾的是，在中國，不少「先富起來」的富人們卻似乎不這麼想。
比如說：幾個中國的富太太一起去國際頂尖奢侈品牌店購物。一位太太看中了一條大紅色，標價5萬的裙子，試穿後並不合身，但她還是買了。回到這位太太的豪宅，當有人請她展示一下自己喜歡的東西時，女主人一下就拿出了十多隻價值百萬以上的歐洲名表，齊齊地陳列在高級絲絨裡；北京一個做房地產的富人，投入5000萬元左右，在北京郊區圈了一片地，蓋了一棟豪宅。除了自己周末休閒住的房間以外還有十幾個客房，28個工人為其服務，光每個月的電費就要5萬。
按理說，富人們錢多的花不完，富的流油，有錢了他們喜歡怎麼花就怎麼花，是他們的事，可為什麼會引發百姓們的口誅筆伐呢？
僅僅把百姓看不慣富人奢侈消費的厭惡，當成是百姓的仇富心態，顯然是一種比「仇富」更加偏見的偏見。
人類歷史文明發展的過程告訴我們，人類自私有財產出現以來，無論生活在哪一種社會制度下，不管是生存在「金字塔結構」，還是生存在橄欖型結構的社會裡，窮人們不僅不「仇富」，而且生存在底端的窮人都想通過致富的方式跑到頂端去。
顯然，中國的富人之所以讓人厭惡不在於他們的「奢侈消費方式」，而在於他們對待財富的方式。中國的富人致富的不擇手段，中國富人對待慈善事業的鐵公雞形象，中國富人的發跡經不起陽光的審視，中國富人致富多為自己、為子女、為家族，少有為國家，為社會，為百姓謀利益。特別是如今的一些富人，不但繼承了古代富人斂財鬥富的劣根性，而且還奢侈出11位身家過億元的民營企業家在上海爭奪一艘價值人民幣800萬元的豪華遊艇這等將「奢侈品」當成自己的致富「身份證」的「奢侈大比拚」新聞出來。
富人們「斂財鬥富」的「奢侈大比拚」的事實是明擺著的，就算是再多的經濟學家扯著喉嚨高喊富人「奢侈有理，奢侈有功」也沒用，就算中國的富人故意窮得跟叫化子似的，也無法改變他們正在奢侈成「上流社會」的賤民這一事實。
暴富生態更可怕
自古以來，除個別富人外大部分的中國富人都有節儉的習慣，可今日之富人為何卻一反常態的「奢侈鬥富」呢？
筆者認為癥結在於當今富人的致富手段和暴富速度上。
這些年來，中國富豪們聚斂財富的速度舉世皆驚。而更讓人震驚的是，造成這許多一夜暴富者們，用印鈔機印鈔票的速度暴富的暴富生態。比如說，「頂著『福布斯最年輕富豪』光環的周益明，在入主明星電力時淨資產實際為負數，可他通過與權合謀採取虛假註冊資金、挪用資金、違規擔保等非法手段，空手套走國有資金達7.6億元之巨。」（見去年9月5日《中國青年報》）是誰讓周益明一夜之間從「負翁」變成了「身價27億元的富翁」呢？
表面上看來周益明之所以能暴富，之所以能空手套走國有資金達7.6億元是周益明的「瘋狂造假」結果，可是我們只要捋一捋周益明空手套走國有資金的過程就不難發現，周益明案件告訴了我們，在中國「權力與資本合謀」「貪官與奸商合夥」正在成為某些一夜暴富者們瘋狂竊取、盜騙國家財產最有效的致富手段和致富法則。中國的某些暴富者，的確是「利用權力」「利用貪官」把國有資產變成自已嘴裡的唐僧肉的致富高手。
有「黑馬富翁」之稱的嚴介和手中握有2700億的工程大單，按其工程建設可實現30%∼35%的利潤計算，嚴將有810∼945億的利潤進帳——大概相當於2005年全部國有企業利潤的9%∼10.5%，以及中國全部地方國企利潤總和的30%∼35%。（見2006年4月《中外管理》）所謂不算不知道，一算嚇一跳，就算是用印鈔機印鈔票的速度，也趕不上這個「斂財」的致富速度。可中國的暴富者們卻只憑著在「談判經濟」中「出色」的表達能力，以中庸圓滑的人格，以及「搞定政府」的本事，便輕輕鬆鬆的搞定了這個暴富速度。
「搞定」如此暴富速度，難道真的僅憑「談判經濟」嗎？讓我們從中國暴富者們的「暴富機會」說起。
中國的暴富者有四種的暴富機會，第一次機會是崛起了一批「暴富」官倒。他們靠倒賣額度、指標批文、鑽價格雙軌制的空子起家，據專家統計，八十年代中後期，基於市場價和計劃價格之間的差異在全國有6000億元，而其中有相當一部分落入了個人的腰包；第二次是「股市」發財，在1992年之前，中國的股市是暴富的最佳途徑，股市的不成熟，外匯期貨市場的混亂，致使多數股民受損，少數的莊家大戶和證券公司部門的違規操作者，國企和銀行內部的挪用資金者一夜之間就成了百萬千萬億萬富翁。
第三次，炒地皮，買樓花。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估計，農村土地徵用過程中，起碼損失了2000億元。在不少地區只要能弄到地皮批文，爾後再用土地批文弄到銀行貸款，就不愁一夜之間不能暴富。
第四次是收購國有資產。只要我們打開報紙，就能讀到關於幾千萬的國有資產折價成幾百萬，甚至幾十萬賣給原經營原管理者的新聞，人們戲稱這種暴富手段為，先把國有資產整成「不良資產」，爾後通過盤活國有資產，名正言順的轉化為「私有財產」的「化公為私行為」。
縱觀以上四次中國富人的暴富機會，我們都能發現「權力進入市場」和「權力尋租」的影子，而中國的某些暴富者的確是「利用權力」致富的高手。他們當中有的本身就是「權力」的象徵，某些權力官員利用妻子子女開辦公司方式在自己分管的部門中斂財；有的則採取「權力資本化」的方式讓自己變成紅頂商人，實施官商一體資本經營；有的人則將資本權力化，把資本家和商人直接變成權力機構中的有權有職的人；有的人則是通過行賄、回扣分成入股的形式，收買政府官員掌握的資源開採資源審批、國有資產買賣大權。
權錢交易、資本與權益的彼此勾結、滲透、融合正在當今社會上形成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暴富生態」。這個暴富生態是滋生腐敗的溫床，也是致使官商一體共損共榮形成中國社會貧富兩極分化現象日趨加劇的原因。
如此「暴富生態」和暴富速度之下，錢多得不懂怎麼花的富人們，能不奢侈成風，又怎會想到窮人一天的生活費還不到十塊人民幣呢？
顯然，在我國，就「權力與資本」的結合所產生的暴富生態怪胎不僅威脅到了社會的安穩和經濟的健康發展，而且還在暴富者的心中滋生出了一種畸形的暴富心態——即然我的財富是來自於如此「不正當」「不道德」的「辛苦」渠道，而不是來自於社會的正常競爭，我的財富就無需對社會負責，更無需對人民負責！
可問題的關鍵在於，中國的社會是不是真的「富」到可以漠視和承受這些富人們一邊以印鈔機印鈔票的速度暴富，一邊以印鈔機印鈔票的速度奢侈的地步呢？ （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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