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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牆
黃曉領
今年進入汛期以來，洞庭湖又鬧起了鼠患，展開了人鼠大戰。據粗略統計，從6月21日—24日，災區共捕殺90多噸老鼠約225萬隻，觸目驚心。洞庭湖鬧鼠患不是今年才有的，早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就發生過。長期從事洞庭湖濕地保護的有關專家說，洞庭湖湖區因生態破壞以及生物多樣性變化，致使田鼠數量劇增。今年夏季汛期來時，洪水灌進鼠洞，田鼠被迫翻越堤壩，進入農田，從而形成爆發式的鼠患。人類活動對洞庭湖濕地的破壞也是鼠災暴發的深層原因。這樣的教訓已經很慘痛了，但是歷史上比這慘痛的還有。
1644甲申年是中國歷史上很特別的一年，這年分別是崇禎十七年、永昌元年、順治元年，北京城頭變幻大王旗，一年之內，紫禁城的龍椅上竟然坐過三個皇帝。這樣巨大的變化竟與鼠患有著直接關係。
明朝從萬曆年間開始走向衰敗，雖似乎已成定局，崇禎皇帝優柔寡斷、猜疑多變，但還算勤政。當時的滿清皇帝皇太極新喪，多爾袞攝政，內部不穩，暫時不會大舉進攻。各地雖民變不斷，但也只是李自成的農民軍比較強大。可是，正月剛在西安建國「大順」政權（國號「永昌」）的李自成農民軍區10萬軍隊，在三個月的時間竟能勢如破竹，過黃河，佔太原，形成對北京的包圍之勢，並迅速進佔北京城，實在透著一些蹊蹺。山西被攻下尚有可說，因為明朝歷來重京畿而輕外省。明朝當時在北京集結重兵，三大營號稱47 萬，雖然虛額很多，但半數應該有的。北京的城防甚為堅固，多次外敵兵臨城下都無法攻破。崇禎年間滿清也多次打到北京，京營野戰也許不濟，守城起碼能堅持數月，此外還有紅衣大炮的幫助。而闖軍攻堅能力很差，一個寧武關就損失上萬精銳，為什麼攻北京如探囊取物呢？
據歷史記載，從萬曆年間起，山西開始出現瘟疫，崇禎十六、十七兩年為高峰，並蔓延到陝西、河北、河南、江蘇等地。北京附近，崇禎十三年，順德府、河間府有大疫。崇禎十六年，通州、昌平州、保定府均有大疫，並且傳入北京，明史云：「京師大疫，自二月至九月。」和山西的情況一樣，在初次流行的第2年，也就是崇禎十七年，北京大疫進入高峰，高峰期正是三、四月間。「東死鼠、西死鼠，人見死鼠如見虎」，這是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烈性傳染病──鼠疫。直到1894年，日本人北里柴三郎和法國人耶爾森從香港鼠疫病人身上分離出一種桿菌，證明這種桿菌是鼠疫的病源，人們才開始對鼠疫有了認識，並且找到了防治手段。可是在1644年，面對鼠疫，人們只能束手待斃。
在李自成進入北京之前，北京城已經成為鼠疫的流行區。攻打一座被鼠疫折磨了將近一年的城市，對於李自成的部隊來說，真是太容易了。谷應泰在《明史紀事本末》卷78中說，當時「京師內外城堞凡十五萬四千有奇，京營兵疫，其精銳又太監選去，登陴訣羸弱五六萬人，內閹數千人，守陴不充」。京營兵士在遭受鼠疫侵襲之後，元氣大傷。以至於北京城牆上，平均每三個垛口才有一個羸弱的士兵守衛，怎麼能抵擋李自成精銳之師的進攻。事實上，北京城是不攻而克的。
李自成雖然攻下了北京，登上了皇極殿（今太和殿），也只是坐了40天就潰敗了，這也是與鼠疫有關係的。李自成的軍隊在山西、河北的勢如破竹也是因為山西等地的鼠疫，並且在闖軍中也已經傳染上了鼠疫，到北京後繼續蔓延，不得已而退出。而至順治元年（1644年）清兵入關後的次年，華北日趨風調雨順，大範圍的鼠疫流行也已平熄，社會開始復甦，清朝政權就穩定了。
明萬曆年間，政府的賦役越來越重。全國各地幾乎連年遭災，產生了土地的集中和流民。加上崇禎年間旱災的頻繁，導致了波及華北數省的大鼠疫終於在山西爆發。
到了今天，洞庭湖的鼠患也是隨著人類的活動，灘塗濕地被開發佔用，造成生態不平衡所致，並且已經持續了20多年，甚至是更長時間。
自然環境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空間，愛護和保護自然環境，就是愛護人類自己！這雖然是個口號，但確實是個很緊迫、現實的問題，要落到實處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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