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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武洲
時下，電視熒屏上常常是充盈著以清代皇帝、官員之軼事為題材的「辮子戲」，劇中官員所住的府邸富麗堂皇，極盡奢華；生活紙醉金迷，聲色犬馬。更有民諺云：「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這些似乎都在說明，清朝的官員享受高薪，手頭積聚有大量的財富，日子過得相當滋潤。
很長一段時間來，筆者確實也是持這種觀點。及至近日讀了點史料，才發現並非那麼回事。從實際情況看，當時大多數官員表面上風光，背後的經濟卻非常侷促。嘉慶十九年，在翰林院做編修的林則徐致書朋友，說自己「就一教書館地」。一個京官還要去當家庭教師，自然是因為經濟拮据難以自給，不得已而為之。剛作翰林院檢討的曾國藩則更慘。道光二十一年八月，他在給父親的信中說，自己經濟窘迫，今年還可以勉強支持，但明年可能更加艱難，京城借錢，也和湖南老家一樣，十分困難。到了十二月，他又寫信給父親，信中說，今年過年，除了用去房租六十千錢以外，還借了五十襾銀子。言語淒楚，情形相當落魄。斯時林則徐與曾國藩官職尚不顯赫，身陷貧困似乎可以理解。但就是嘉慶年朝做到尚書、大學士的朱珪，也常為生計發愁。有個朋友有一年（乙丑）除夕到他家裡過訪，問他過年的事準備得怎麼樣，朱珪舉著胸前的荷包說：「可憐此中空空，押歲錢尚無一文也。」如果說這還有點玩笑意味的話，那他身死之日的情況則更加淒涼。他的「臥處僅一布被布褥」，房間裡只有數箱殘書，「見者莫不悲感」。這種「高官貧困」現象折射了一個人的清操，也從另一個角度反映了當時俸祿的低廉。一個人不圖法外之財，即使位極人臣，也走不出窮困之境。
相對於朱珪這樣的京官而言，地方官的日子是要好過些。因為他們直接與老百姓打交道，直接掌管著地方財權稅權。他們在開支上出現窘境的情況下，可以私設一些眉目，額外向老百姓徵收。私徵浮財的行為，是一種變相的巧取豪奪。但細觀歷史，因此致富的地方官卻並不多。龔自珍的《明良論》裡說得明白：「謂外吏富乎？積逋者又十且八九也。」用現代的話說，就是「說地方官富裕嗎？負債的人十有八九啊。」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大致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官場體制問題。因為終清一代，只有「官」才有俸祿，其他的吏（如師爺、秘書、賬房等）都要「官」自己僱傭，朝廷是不發工資的。這就意味著地方官除了公務開支外，還得養活一大幫人，這自然是筆不小的支出。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得向上級「進貢」。按照當時的陋規，過年過節、陞遷調任等都得向上級交納「規費」。比如，冬夏兩季要給京官各送一次禮，叫做「炭敬」和「冰敬」，也就是取暖費和消暑費。到「三節」（春節、端午、中秋）和「兩壽」（上級和上級的夫人過生日），照例也要送。至於到上面辦事，則更加要送。一位由道員升任按察史的官員，在年譜中不無牢騷地寫道：「即日進城拜客，困於酒食，外官之常態也。」這一趟，他給每位軍機大臣送了四百襾，每個尚書一百襾，每個侍郎五十襾，加上送給同鄉、同年和辦事員的，一共花了一萬五千餘襾。由此可見，地方官也是苦於應付，不堪其憂。
清朝一直奉行低薪，據吳思的《潛規則》測算，當時一個縣令的月薪約相當於現在的一千一百三十元人民幣。面對龐大的支出，地方官徵收浮財亦屬意料中之事。他們把這些錢財再派送出去，不斷地進行再分配。即便如此，對於巨大的官員群體來說，這點錢財仍然是杯水車薪。可以說，有清一代，官員普遍不富裕，與我們電視、小說裡通常描述的情景相去甚遠。這中間自然也不能否認官員中有和珅那樣的巨貪存在，但畢竟是少數。大部分官員是過著平凡的生活。與當時的鹽商、行商比起來，官員們顯得相當窘迫猥瑣。當然，他們還是有點優越感的，至少與平民百姓比起來，他們過得舒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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