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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額1元的「勝利和平紀念」郵票
司徒一凡
明天，八月十五日，是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六十一年前，為紀念抗戰勝利一周年，香港曾於一九四六年八月廿九日發行一套兩款「勝利和平紀念」郵票，圖案為烈火中升騰的鳳凰，以「鳳凰涅磐」的典故來寓意香港經歷戰火後得以重生，面額分別為三角和一元。當年英聯邦國家和地區曾同時發行同一主題紀念郵票，均採用英國指定的相同圖案，而香港這套郵票是唯一經批准採用特選圖案的。六十年後，筆者查閱到英國王室及香港當年有關這套郵票設計和發行的一些資料，發現其背後還有一些鮮為人知的故事，相信是讀者願意進一步了解的。
一九四五年，英國殖民地辦事處的貝克爾小姐（Miss E. K. Baker）在致英王喬治六世的私人秘書拉塞爾爵士（Sir Alan Lascelles）的信中寫道：「附上呈交國王的香港『復興』紀念郵票的設計圖稿。此圖是香港郵政總局局長Wynne Jones的作品，據他說，這是他被關押在赤柱集中營時想出的主意，並在香港工務局首席繪圖師W. E. Jones先生的協助下得以完成。當然，圖上的年份一九四四將修改為一九四五，中文字也將改為另頁所顯示的那樣，它是由東方及非洲研究院的中文專家提供的。左側中文的意思是『中國和英國永遠和平』，右側的則意為『鳳凰成功復活』。……中間部分的肖像將採用經批准的Dorothy Wilding照片。……」（註：所謂「Dorothy Wilding」照片，是指英國王室攝影師Dorothy Wilding為英王喬治六世所拍攝的「標準像」。）郵票上的中文字因出自西人之手，實在是不敢恭維，其中還有筆劃錯誤。其實當時隨便找個讀過書的中國人，就可以寫出規矩端正的毛筆字。
上面提到的香港郵政總局局長Wynne Jones（當年港譯：榮鍾士）也曾在一九四六年十月四日的《郵學雜誌》（Philatelic Magazine）撰文介紹此套郵票圖案的設計過程，他寫道：「郵票圖案是我在赤柱集中營被羈押時所設計和繪成的。」「一九四三年，我想到這應該是一個很好的計劃，即在香港解放時發行一種紀念郵票，我便開始著手設計。因我不是美術家，故只簡單地描繪了現用圖案的草稿。」「我得到同被羈押的William E. Jones（當年港譯：鍾惠霖）先生的幫助，他是工務局的高級繪圖師，不單是美術家，更是一位很精幹的集郵家。他完善我畫的草圖，並繪製成大圖。那上面的日期一九四一至一九四四是過於樂觀了，後改為一九四五，這是郵票決定印刷的年份。」在日本人監管的集中營裡設計郵票圖案是頗危險的事，當他在監室內繪畫時，其他人就在周圍放哨，提防日本兵接近。對勝利的勇氣和樂觀的信念，是郵票圖案在這種惡劣環境下得以設計完成的強大動力，它值得在香港郵史中永誌紀念。
榮鍾士繼續介紹：「我小心保存這幅圖稿，並將它帶回英國。在回國所乘的軍艦上，我認識了一位年青的中國海軍軍官，他對中國文學修養頗深。我將郵票設計圖稿給他看，請教他圖上的中文是否恰當。多虧他指出一個大的錯誤，即左側最後『大和』兩字容易誤解為『日本』，他提議改成如現在所見的『昇平』。」由於參與這套郵票設計的兩人都姓Jones，故坊間以往有些介紹文章經常將兩人混淆，出現「張冠李戴」的情況。這位鍾惠霖先生還曾設計過其他的香港郵票。
這套郵票的發行日期也一改再改。原定於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五日抗戰勝利一周年紀念日發行，後因空運阻滯，改在八月三十日英軍收復香港周年紀念日，但那天是香港公眾假期，故又提前一天至八月廿九日發行。為方便集郵家和郵商大量購買，郵票提前於八月廿八日下午六時在郵政總局會計室內發售，但規定要買整張的，全張六十枚郵票。由於購買人數眾多，須由郵政總局局長榮鍾士親自出面監督。到正式發行那天更是盛況空前。一大早在郵政總局門外等候購買郵票者已是人山人海，得由多名員警維持，但秩序良好。直到正午過後，人數才逐漸減少。九龍和其他分局的購票者也很踴躍。據統計，僅廿八、廿九日兩天就售出價值十一萬二千元的郵票。按每套郵票面額一元三角計，應該是八萬六千多套。
由鍾惠霖繪製的郵票圖稿，現珍藏於英女王伊莉莎伯二世的「皇家郵集」中，曾經在一九六二年於香港大會堂舉行的「香港郵票百年展」上首次來港展出，轟動一時。臨近回歸前在香港會展中心舉行的幾次國際郵展，主辦機構也曾獲特許借到「皇家郵集」中的部分郵品作為榮譽展品公開展出，此圖稿也在其中，我曾親臨現場觀賞。當時展場對此郵集的保安十分嚴密，參觀者要排隊分批觀賞，而且不能停留。儘管如此，大家都無怨言，反倒為有此難得機會可以近距離觀賞這部世界著名郵集原件而感到榮幸。
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五日，香港發行一套四款「集郵」郵票，「勝利和平紀念」以「票中票」形式再次出現，並用放大鏡予以突出展示；在一九九五年十月九日發行的香港經典郵票第六輯「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通用郵票小型張上，該套票又一次醒目地並排而列；一九九四年一月十二日發行的「香港通用郵票一覽 一八六二至一九九二」小冊子也採用此票的局部作為封面圖案，凸顯其在早期香港郵票中無可動搖的經典地位。
最後，我掛念當年那位年青的中國海軍軍官，是他為港英當局避免了一次嚴重的「政治事故」。他後來怎麼樣了？目前還健在嗎？……或許這將引出另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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