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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的理論蜚聲國際，連講壇也搬到了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
吳琦幸
最近易中天和于丹來香港講三國和論語，掀起港人對於傳統文化的興趣。對於傳統文化，學者們進行普及、教育本來無可厚非，但是如果一味「給嚴肅的歷史披上時尚的外衣」（《亞洲週刊》語），迎合時下的大眾心理，甚至不惜改換或重新詮釋歷史人物，使之偏離傳統的道德價值觀念，這，就有待商榷了。著名學者王元化在最近的一次講話中談到，「把《三國》或其他一些傳統文化中的題目講得生動一點，詼諧一點，這都無可厚非；但原有的文化中的好的東西，精華的東西，我們不要去抹殺它，不要去動這個根本。或者說，不要傷『大雅』。（見《文匯報》）」我覺得這段話實際上指出了目前對於傳統文化的一個傾向性問題。在時下物質主義盛行的時代，我們的一些學者在普及中為了獲得比較好的社會效應和效益，不惜去動文化傳統的根本，為的是迎合社會的需要，甚至媚俗，導致一些傳統文化價值的喪失。
傳統的文化價值深植在一個國家的歷史和文化之中，是老百姓用以來指導日常生活和對於人物的評價的內在標準。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民族英雄和偉人，其中包括最普遍的愛國主義精神、忠誠、誠實、智慧等等。
講壇反映人民愛憎
像三國中的很多人物，不管是人們從《三國演義》中得來的藝術形象，還是從《三國誌》中獲得的歷史人物，都已經在歷史和文化傳統中，形成了一種人物基本評價的標準，對於中國文化有著很重要的影響。早在宋朝蘇軾《志林．懷古》就記載：「王彭嘗云：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
敘述的是北宋平民小孩聽藝人講三國故事時的反應，可見那時的精英或平民，對三國人物都已有基本價值評價，也就是傳統的尊劉貶曹傾向。雖然這些評價的很大部分是從文藝作品中獲得的，但是卻反映了人民的愛憎。這種感情貫穿在歷代的文化傳統中，不管是士大夫或老百姓，都形成了某種基本道德評價標準。杜甫曾有「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這種盛讚諸葛亮的詩，文天祥以諸葛亮作為榜樣。歷史上多少人都會以「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諸葛亮的精神自勉或期許，這是一種真正值得發揚和繼承的民族精神。曹操的奸雄，諸葛亮的忠誠，關羽的忠義，周瑜的狹窄等等，都已深入中國人的內心。雖然這些評價與真正歷史中的人物是否一致，還是一個問題。不過這些形象寄托人們的一種文化價值取向。而真實與否，是一個學術中可以探討的問題。
時尚戲說 「重塑」歷史
不過，在易中天的講壇上，諸葛亮卻成為待價而沽的人物，他坐臥隆中，只是為了獲取更大的利益。這種說法非常新穎，在世俗的看法中也許可以獲得更多的俗眾的關注或者說是吸引眼球，而且某種程度上也迎合了世俗的心理。這與電視劇的「戲說」不同。「戲說」不存在其學術歷史價值，完全是一種藝術再創造。而從學者的歷史角度來顛覆傳統定評，甚至把這些人物形象進行重新塑造，實際上是用一種時髦的語言來進行解構。
如此下去，必定還會有聳人聽聞的顛覆，於是李白飄蕩不已的一生俠行居然也成了古惑仔，我們有理由擔心，將來杜甫的憂國憂民、岳飛、文天祥的忠誠、宋江的俠義、梁山好漢的路見不平精神等等，有人都有可能要重新解構一番。所有這一切，不需要新發現史料，而只要玩弄時尚遊戲，就隨便重新評價重新臧否人物。其內涵則是迎合時尚，為了凸顯學者個人的與眾不同。更有可能的是，為了迎合社會潮流，故作驚聽回視之言，有意偷換歷史文化價值，重新塑造或者從庸俗的一面來重新品評人物，使原本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已經有了根深蒂固的偉人變成了待價而沽、重視權術的小人。
媚俗，學術之大忌
當然，對於百家講壇這種形式，普及文化傳統，普及經典，又受到國人歡迎，無疑是很好的形式。重要的是，學者們不要在這種形式下，喪失做學問的嚴肅性和科學性。
有人在網上開闢給百家講壇挑硬傷的園地，引起很多反響。這只是為了讓百家講壇的學者們更加學術一點。因為現在學術界似乎有一種看法，一個學者只要走上了百家講壇，他的純學者的身份已經喪失，因為他們認為「當于丹一開口說南宋的趙普以半部《論語》治天下的時候，她所講的內容無法在學術範圍內討論的性質就已經確定了，而由此推知，其他百家講壇的壇主們也都是差不多是在這種層面。」
我倒不認為在講壇上犯一些常識性錯誤是喪失學者地位的必然條件，任何人都可能犯錯誤。但是如果抱著一種迎合世俗的心態，不惜改動某種文化傳統價值來媚俗，那才是中國學術的大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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