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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全浩 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教授 香港能源研究中心主任
學術觀點受政府、大集團或組織操控一直以來都不是鮮見的現象，操控的手段其一是透過資助學術研究項目而左右其觀點及結論。二次大戰後的美國，不少大煙草商捐資助大學進行研究，力求宣揚吸煙對身體無害。八、九十年代又有不少石油公司資助大學，研究二氧化碳的積累不會導致溫室效應，使地球氣溫上升。
學術被政治利用由來已久
十九世紀由達爾文創立的「進化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被北美及澳紐等大國作為誅殺印第安人及毛利人等弱勢民族的理據。另一個創自十九世紀的「國家比喻生物論」(Organic Theory of the State)，把國家比喻作生物，一個國家由出生開始經歷青年期、壯年擴張期、老年穩定期到最後死亡。在二次世界大戰前，德國的人口較英國、法國及意大利等鄰國為多，按照上述理論，德國正處於壯年擴張階段，因為土地不敷應用，希特拉便出師侵略鄰國，霸佔土地，好讓人民有足夠的生活空間。納粹德國就是這樣歪曲「國家比喻生物論」，作為其擴張行動的理據。可見學術理論被利用以達某些政治目的程度之深及歷史之久。
學術為政治服務的情況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更為普遍。不論是英美自由民主國家或是前蘇聯，這些政府經常利用學術理論以支持他們的施政方針。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社會出版的書籍、研究報告、專著等的論點不少均被人在背後高明地操控以達某些目的。美國不少智囊組織捐資予學術界進行各樣政策研究，出版研究刊物，以推廣某類政策，例如：自由貿易、提升黑人的社會權益、推翻極權統治等。因此不少該類研究報告及刊物的論點和結論都是有欠客觀的。可是，這個現象不少年青一代的學者因為資歷尚淺而並不知情，某些學者因為文獻涉獵較為狹窄，便輕易地被這些片面的觀點薰陶。
年輕學者易被誤導
英美學術界對俄羅斯及奉行社會主義的中國之觀點亦有很濃厚的政治色彩。香港的學術界明顯地受英美學術界的觀點及立場所牽引。中國改革開放以前，香港有不少學者跟隨英美學術界大力打壓中國左派思想。當時處於美蘇對抗時期，中國作為蘇聯的伙伴，英美學術界對中國的一切都是一面倒的負面批評。香港在英國的管治下，學術界亦如英美地區般對中國作出同樣的批評，這個情況是可以理解的。但一九七八年改革放開後，中國的國情及經濟發展都經歷了天翻地覆的改變，香港人對中國的了解日深，兩地關係亦日益密切，可是不少香港學者對中國的評論及觀點仍跟隨西方的主流論調，對中國各樣事情經常作出片面而負面的批判。
究其原因，這與大學學者為保教席而力爭於國際學術期刊發表文章不無關係。大學學者除了授課以外，必須致力進行研究，而研究的結果亦需要在國際學術期刊發表，以證明其認受性及價值，否則學者們的教席難以維持。
英美學術期刊霸佔領導地位形成文化霸權
長久以來，英國及美國的學術期刊處於領導地位，於國際間形成了英美文化霸權。位於亞洲地區的日本、香港、台灣及中國大陸的學者都希望他們的研究成果能夠在這類學術期刊發表。可是這類期刊一些暗中被政府或大集團所左右，巧妙地影響發表論文的學者的思想，範圍廣泛，包括：政治、經濟、社會、國際關係及區域研究等。他們透過控制這些期刊的編審委員會，輕易地左右期刊的立場及觀點。手法很簡單，只要委員會成員的取向要保持與其所提倡的方向一致，這些委員挑選刊登的文章亦自然是偏向同一軌跡的，如果投稿的文章跟這群委員的取向不一，便難以被採納刊登。
就以國際能源經濟學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Energy Economics)的《能源期刊》(The Energy Journal)為例，該期刊明顯地抱支持開放電力市場的立場。它的編審委員會中大多數支持開放電力市場的觀點，因此該期刊極少採納反對開放電力市場的文章，儘管那些文章有充分的研究數據支持其論點，分析及組織結構均合乎邏輯，以及文字表達清晰準確，亦難以在該期刊刊登。
有見及此，年青的學者欲投稿到國際學術期刊，但又對各期刊的潛藏立場懷有疑問，不妨先向一些資歷較深的學者諮詢，避免稿件因未能切合期刊的取向而不被採納。其實，年青的學者們只要能多花時間廣泛地涉獵各個有關專業的期刊，便可領悟出各家期刊的立場取向。
另一方面，文章能否被刊登還要視乎機遇，這又與編審委員會有莫大的關係。通常一篇文章投稿到期刊後，期刊會安排兩至三位審稿人審閱，評審文章的素質是否達到可刊登的水平。由於每份稿件都由不同的審稿人審閱，所以確實難有一致的標準。評審人評審的標準是寬鬆還是嚴謹，便大大地影響文章能否被採納，這對一些素質介於邊緣的文章之影響更大。
總括而言，學術為政治服務是源遠流長的現象，這與中國唐太宗時代推行科舉取仕政策的那種「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的情況不謀而合。(文匯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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