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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光蓁（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
過去十多年似乎有那麼一個奇怪的現象：辭世的古典音樂巨擘，通常都同年「結伴而去」。
1989年有指揮皇帝卡拉揚（Herbert von Karajan）和鋼琴泰斗荷路維茲（Vladimir Horowitz），1997年有指揮大師蘇堤爵士（Sir Georg Solti）和鋼琴巨匠李赫特（Sviatoslav Richter）等。
2007年似乎又是這樣黑色的一年。繼四月大提琴大師羅斯卓波維奇（Mstislav Rostropovich）和七月美國家喻戶曉女高音比華利蕭士（Beverly Sills）相繼仙遊，一代高音歌王巴伐洛堤（Luciano Pavarotti）亦因胰臟癌治療一年無效，9月6日在意大利家中撒手塵寰，享年71歲。
歌王辭世固然令人惋惜，但畢竟年齡已逾古稀，已較前輩如卡羅素（Enrico Caruso，終年48歲）、馬里奧蘭沙（Mario Lanza,38歲）等為長壽，更何況逝世前的一年仍然積極巡迴演出。
巴伐洛堤的觀眾緣橫跨藝界、地域、民族和文化，羨煞藝術同行。有說此乃公關宣傳「造神」策略成功、形象討好，故七十年代高峰過後仍賣過滿堂紅云云。這種說法非常類似英國好辯樂評人李伯特（Lebrecht）幾年前出版《誰殺死古典音樂？》（Who Killed Classical Music?）一書中極富爭議的言論。此觀點侮辱的不只這位高音C之王，還有跟他同台合作的藝術家們，以及他眾多的弟子門生和全球愛樂者。
所謂「有麝自然香」，巴氏的「麝」是他所獨有的嗓音和唱腔。無論是美聲的意大利古典歌劇，抑或抒情的那不勒斯民歌，他都以無比的熱忱和激情，與聽眾分享其天賦歌聲。
提出「造神論」的樂評同行指巴氏利用現代科技（尤其是擴音）和傳媒，使其不斷曝光，造成「狂熱」現象。就算紐約中央公園、倫敦海德公園等幾十萬聽眾都無知「受騙」，那大牌指揮家如卡拉揚和蘇堤所做出的藝術判斷呢？
卡拉揚的寵兒
卡拉揚和巴伐洛堤可謂惺惺相惜。巴氏自1967年臨時頂替缺席男高音伯干西（Carlo Bergonzi），為紀念托斯卡尼尼逝世十周年演出威爾第（Giuseppe Verdi）《安魂曲》（Requiem），和卡拉揚合作無間超過二十載。期間還於1972年（即傳媒經常報道他連唱九個高音C而震驚樂壇的同一年）合作灌錄可能在唱片史上最好的《波希米亞人》（La Boh蒒e），以及在1974年合作同樣經典的《蝴蝶夫人》（Madama Butterfly）。
1977年，卡拉揚13年來首次回到維也納國家歌劇院執棒，指揮威爾第名歌劇《游吟詩人》（Il Trovatore），領銜主演的亦是巴伐洛堤。更鮮為人知的是，卡氏一生最後指揮的歌劇——普契尼的《托斯卡》（Tosca），都是由巴氏主唱男主角。其時為1989年3月，距卡拉揚逝世不足4個月。
兩年後，美國翹楚級芝加哥交響樂團音樂總監蘇堤退休告別演出，選來威爾第歌劇《奧賽羅》（Otello），巴氏獲邀擔任男主角。據蘇堤在逝世前完成的自傳中記述：「巴伐洛堤的聲音美得無可再美，無論是豪邁抑或抒情段落，他都唱得同樣出色。」這位指揮大師還透露由排練到演出，巴氏患上感冒，還傳染給他，最後他是發著高燒演出告別音樂會。
巴伐洛堤在中國
如果巴伐洛堤的演出都有其背後巨大商業利益考慮，那末他1986年首次北京之旅肯定鎩羽而歸。
六月盛夏，年過半百的巴伐洛堤，興致勃勃帶同超過200人的意大利熱那亞歌劇院樂隊、合唱團及舞台製作人員，浩浩蕩蕩開赴北京天橋劇場，演出百分百原汁原味的意大利經典歌劇足本《波希米亞人》，以饗中國樂迷。由國際歌王粉墨登場唱其成名作，引來全國票友雲集北京，1400張門票何止洛陽紙貴。聽眾大多為歌劇界專業人士，鼓掌歡呼之處都相當專業，令歌王感嘆：「北京之行使我大開眼界！」
全套歌劇以外，巴氏在北京還馬不停蹄地主持了多場大師班，與中國音樂同行聯歡。後來更答允加開一場在人民大會堂由樂隊伴奏的獨唱音樂會，以饗幾乎起哄的向隅知音。據已故文化部藝術局長李剛回憶：當時最高票價為人民幣十元。這可能是巴氏一生中最便宜的售票演出，但卻讓廣大專家、樂迷觀賞到國際聲樂大師在全國人大政協會場歷史性演出，不致因高昂票價而望門興嘆。
2001年巴伐洛堤再抵北京，演出於故宮午門搭建舞台的「三高」音樂會，最高票價為2000美元，較1986年漲了1600倍！（當然這個數字要放在當時申辦奧運這個大前提下）。巴伐洛堤又一次以行動證明自己是中國人的朋友。
遺憾的是北京奧運倒數已開始，國家大劇院又開幕在即，歌王在此刻卻永遠帶走《我的太陽》（O sole mio）。無論如何，正如1986年時任文化部長的王蒙在人民大會堂的歡迎宴會上所言：「真正的藝術是超出國界的，帕瓦諾蒂（巴伐洛堤內地譯名）屬於意大利，屬於拿玻里，同時也屬於人類，屬於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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