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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賢里中式大宅建築原貌
司徒一凡
最近，本港媒體在報道景賢里中式大宅建築時，均稱其具「中國文藝復興」建築風格。這其實是借用了西方建築史中有關「文藝復興」時期建築的一種提法，按照中國建築史的實際情形，稱作「中國古典復興」式建築更為貼切。
「中國古典復興」式建築是由西方建築師率先在中國興建的。十九世紀後期，為了便於在華傳教，西方傳教士興辦的教會、學校、醫院等建築，開始增加一些中國傳統元素，主要是以中國的宮殿和廟宇為藍本，期望能比較容易得到中國人對西方宗教和文化的認同。這些建築外形模仿中國傳統建築形式，但其內部及建造材料與方法均採用當時西方最先進的技術，成為後來被稱為「中國古典復興」式建築的發端。
從一九一零年代後期開始，西方建築師對中國傳統建築的理解日漸深入。以美國建築師亨利．墨菲為代表的西方建築師先後在長沙、福州、南京、北京、上海、杭州、寧波、廣州、武漢、天津、瀋陽等地規劃設計大學校園、學校建築和其他公共建築，在華夏大地上留下了一批「中國古典復興」式建築。例如墨菲一九二一年為燕京大學新校園所作的總體規劃和建築設計，以玉泉山塔為校園東西軸線的對景，各類用途的建築群按此中軸線佈置。建築群在外部模仿中國古典宮殿建築，主體部分由鋼筋混凝土和磚牆組成，屋頂用木結構，屋面鋪琉璃瓦；在內部使用功能方面則採用當時最先進的設備：電燈、暖氣、熱水、抽水馬桶、浴缸、飲水噴泉等等。燕京大學因此被公認為是近代中國規模最大、質量最高、環境最優美的校園。有關墨菲與「中國古典復興」式建築的詳情，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本版《墨菲的「中國古典復興」建築》（刊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七日本版）及《一個不該被遺忘的美國建築師——紀念亨利．墨菲》（刊於二零零七年八月號《明報月刊》）。
西方建築師在華「中國古典復興」式建築的實踐，極大地刺激了留洋歸來的中國第一代建築師對中國傳統建築的研究與探索，加之當時的國民政府也倡導在建築中使用「中國固有之形式」，因而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出現了興建「中國古典復興」的高潮，涉及有行政、會堂、文教和紀念性建築，主要集中在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代表人物有呂彥直、董大酉、莊俊、趙深、范文照、童雋、楊廷寶等。呂彥直曾是墨菲的助手和門生，他一九二七年主持設計的廣州中山紀念堂，被認為是中國近代建築融合東西方建築技術與藝術的代表作（有關詳情可參閱今年六月二十日本版所刊《傑斐遜與中國近代建築的歷史淵源》）。
在這個中國建築史上第一次「中國古典復興」時期，中外建築師以不同目的、從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探索中國古典建築在現代條件下的繼承與發展，留存的建築成為寶貴的建築文化遺產，它們均被國家或地方政府列為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或優秀歷史建築。
同一時期的香港建築師也並未置身事外，他們也為本港留下了些「中國古典復興」式建築，目前尚存不足十座。一九三七年建成的景賢里大宅，由英籍建築師A.R. Fenton-Rayen設計，是同類建築中規模最大者。其他的還有於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間建成的銅鑼灣聖瑪利亞堂、虎豹別墅、九龍塘聖三一堂、沙田道風山基督教叢林，它們均早就被政府評為二級或三級歷史建築物，反而景賢里在列為暫定古蹟前一直未被評級，不知何故？聖瑪利亞堂由本港最早華人建築師周耀年、李禮之的「周李建築工程師事務所」設計，而道風山基督教叢林則由丹麥籍建築師艾術華（Johannes Prip-Moller）設計。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國內地曾有過第二個興建「中國古典復興」式建築時期。當時受蘇聯的影響，對「民族形式」建築的探求在全國各地廣泛開展，建起了一批帶「大屋頂」的新建築，梁思成還為此提出了相應的理論和標準。這些建築看上去雄偉壯觀，具有紀念性，符合新政權建立後要表達的「民族自豪感」。但到了一九五五年，政治風向轉變，「大屋頂」成為建築界浪費的典型和「資產階級復古主義」而遭到批判與否定。有些正在興建中的建築要即時取消「大屋頂」，改用平頂匆匆結束，至今在北京等地仍可見到此類好像未完成的建築。前些年曾有人提議為它們再加上「大屋頂」，還原其應有的面貌，好像也無下文。一九五九年為國慶十周年而建成的「首都十大建築」中，卻又有三座建築出現了「大屋頂」，當時還受到一致的讚揚，實屬例外。文革期間，中國傳統文化遭受空前的劫難，古典建築也不能倖免，「中國古典復興」式建築一度在中國內地銷聲匿跡。同一時期，台灣興建了一批「中國古典復興」式建築。
進入八十年代後，隨著改革開放，中國內地重新用傳統建築形式來解決當時建築風格單調及千篇一律的問題，「中國古典復興」式建築再次重現，如北京的「奪回古都風貌」運動。近期許多新的作品並非單純的模仿或復古，而是積極創新，它們使用中國傳統建築的語言和符號，加上當今先進的建築理論、技術和表現方法，創造出既生動豐富又具民族特色的建築形象，是為第三次「中國古典復興」。
在香港，一九九八年建成、二零零零年開幕的香港文化博物館，由政府建築署設計，採用中國傳統四合院佈局，蓋以中國式瓦頂，各展覽廳由遊廊連接。這是當年香港政府為體現文化回歸而作的努力，也可視為「中國古典復興」式建築在香港的延續。儘管從實際效果看，傳統四合院形式並不適宜這種大體量的博物館建築，但這種對現代條件下傳承中國傳統建築特色的探索精神仍然應該予以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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