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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人筆下的狐仙。
李 飛
明清以來，出現了一個新詞——道貌岸然，它本意指「莊重、威嚴的樣子」，結果現在卻成了「偽君子」、「假正經」的代名詞。何以會有這樣的反差？原來宋代興起過一種新的學問，叫理學，因為提倡「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稱道學。道學的主旨在於修身，所謂修身齊家，再到治國平天下。「修身」第一步便是「誠意正心」，簡單地講，就是時刻正直，不起貪淫作惡的歪念，這樣才能慢慢磨練出品德。自宋以後的讀書人，莫不以「道學」為本。到了明清，還是有人張口就是「修身明道」，動輒就以「衛道」自任。這當中，不乏一些信道、持道、行道的「真道學」，他們見色不起心，俯仰無愧於天地，甚至還能以身殉道。不過更有大量的「假道學」，「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當「假道學」在數量上壓倒「真道學」的時候，「道貌岸然」也就變成了貶義詞。
明清兩朝，道學還是主流。天下的讀書人，大多還是以「道學」自命，當然少不了混於其中的大量「假道學」。「真道學」固然痛恨「假道學」，不過到了清朝的乾嘉時期，又興起了看不起「道學」的「考據學」。服膺於「考據學」的讀書人，連「真道學」都敢笑話，遑論那些惺惺作態的「假道學」們。乾隆年間負責編纂四庫全書的紀曉嵐，就屬於「考據學」的學者，他在《閱微草堂筆記》中，無情嘲弄了一本正經的「假道學」，以及迂腐不化、不知變通的「真道學」先生。
道學先生表面都是正人君子。不過假道學們更加留意偽裝，常人很難發現他們的虛偽。這種情況，只有借助狐仙的力量，才能暢快淋漓地戳穿他們的面具。紀曉嵐記了一件事：
海豐有僧寺，素多狐，一學究借東廂三楹授徒，聞有是事，自詣佛殿呵責之。數夕寂然，學究有德色。一日，東翁過談，拱揖之頃，忽袖中一卷墮地，取視，乃秘戲圖也。東翁默然去。次日生徒不至矣。
故事中的秘戲圖，就是春宮圖一類。這位道學先生在和人作揖的時候，竟從袖中滾落此物，紀曉嵐猜測，說秘戲圖大概是狐仙從外面弄來的，意在栽贓，報復道學先生。但誰又能保證，這不是狐仙略施小計，讓道學家袖內的秘戲圖自己滾落的呢？反過來再一想，倘若現實中壓根沒有、或數量上少一些這類表面一本正經，暗地卻把秘戲圖藏在袖內的「假道學」，延聘他的東翁又怎能「默然去」，輕易就讓狐仙栽贓成功？
類似的還有一件。翰林院某公，與人相見「輒講學」。他在外當官的同鄉，有次給他帶了些土特產，翰林力辭，說自己「平生儉素，雅不虛此」，同鄉見他一副「崖岸高峻」之貌，只好把禮物帶回。送客之後，這位翰林「徘徊廳室前，悵悵往往，若有所失」，家人請他用餐，卻橫遭翰林一頓大罵，這時「忽聞有數人吃吃竊笑，視之無跡，尋之聲在承塵上，蓋狐魅云」。翰林先生表面硬要擺出清高之態，內心之中，卻實在捨不下對方的禮品，只好遷怒於人，結果遭到狐仙的揭露和嘲笑。
假道學心是口非，虛偽造作，至於真道學，有時則迂腐透頂，不通事務。《筆記》講某地有某閣，「時有變怪，入夜即不敢坐閣下」，有某公，以「道學自任，夷然弗信也」。他邀請眾人，「酒酣耳熱」，大談宋朝張載的「萬物一體之理」，結果「滿座拱然，不覺入夜」，忽聞閣上有厲聲責罵到：「時方饑疫，百姓頗有死亡。汝為鄉宦，既不思早倡義舉，施粥捨葯；即應趁此良夜，閉戶安眠，尚不失為自了漢。乃虛談高論，在此講民胞物與，不知講至天明，還可作飯餐，可作葯服否？且擊汝一磚，聽汝再講邪不勝正！」然後「忽一城磚飛下，聲若霹靂，杯槃几案俱碎」，某公只好「倉皇出走」，「徐步太息而去」。至於閣上究竟是狐是鬼，也沒人再去探個明白。
假仁假義假正經的假道學，屬於「偽君子」，他們偽裝的再好，終會露出馬腳，這是道學中的最下品。談命論性，信道篤行的真道學，有時卻流於「平時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的迂闊和空疏，國家蒙難之際，尚丟不掉「虛談高論 」的學究氣。清初顧炎武、黃宗羲等人，把導致明朝覆亡的罪責，歸結到性喜空談的士大夫身上。後來乾嘉時的學者，也繼承了這樣的看法，所以力反道學。據說當時京城書肆之中，竟然連續二十年沒有道學方面的書籍。說狐談鬼，看似荒誕，實則有強烈的現實目的。以紀曉嵐為代表的「考據學派」，對假道學和真道學們的譏嘲，並非只是士大夫間的意氣之爭，隱藏在底層的，則是對歷史的深沉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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