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康民
作家王蒙寫了三卷大塊頭的自傳，已出版的第一卷《半生多事》和第二卷《大塊文章》已近一百萬字。加上即出的第三卷《九命七年》，合起來將有一百五十萬字，可謂煌煌巨著。也反映了他一生多姿多彩，著作等身。我在讀完他的自傳第一、二部後，曾寫了幾篇讀後感的文字，在他報發表。總的觀感，是第一部比第二部好讀。第一部寫他的家庭和經歷，在被錯劃為右派後的二十多年，身處逆境，但仍樂觀地對待生活。在新疆的十六年，竟學會了維吾爾語，可以當上維族領導人的即場翻譯，殊不簡單。難怪他的夫人稱他是一個「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
第二部《大塊文章》，寫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文壇上的風風雨雨，測不準的凶吉禍福。他既當上了中共中央委員，中央的文化部長，也在「六四風波」後順利下台，按內地的說法，是「安全著陸」了。
改革開放的二十多年，是他的創作旺盛期，他曾不無自豪地列出一張一九八三—八四年的創作年表，平均八天一篇新作，中篇小說七篇，短篇十五篇。就是在當部長的繁忙時刻，他也忘不了本行的創作。這個期間，他寫了《星空奇遇記》、《一嚏千嬌》等。他說，自從一九七九年以後，他一直處於「待寫狀態」、「備戰（寫）狀態」、「欲寫不休狀態」，他比喻說，自己好像有兩個腦袋，一個腦袋當部長，開會、會見、談話、工作，另一個腦袋寫作。
這個第二部的自傳，相信起碼在香港並不太討好，因為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內地文壇的往事，香港讀者並不太熟悉，而且作者的描述又頗為隱晦，欲說還休，諒是有所顧忌的緣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