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彥 火
與香港某大學一位傳播系的學生聊天，她告訴我，她看了電影《色，戒》三次，每看一次，對人生多了一層幻滅，她很是感傷，對人生感到很灰黯。
電影《色，戒》中一群參加抗日運動的愛國青年，也是大學生。他們的自發性愛國運動，原來是轟轟烈烈的，最後卻因為女主角王佳芝動了真情，向偽敵洩露情報而無謂犧牲了，結局確是令人難過的。
也許這帶有悲劇性的蒼涼感，是電影導演李安與原作者張愛玲所要轉達的信息。當然這也摻合著民族感情和個人一己的情感交織的繁複心態。
張愛玲的小說，夏志清先生在《中國現代小說史》有這樣的敘述——
《紅樓夢》所寫的是一個靜止的社會，道德標準和女人服裝從卷首到卷尾，都沒有變遷。張愛玲所寫的是變動的社會，生活在變，思想在變，行為在變，所不變者只是每個人的自私，和偶然表現出來足以補救自私的同情心而已。她的意象不僅強調優秀和醜惡的對比，也讓人看到在顯然不斷變更的物質環境中，中國人行為方式的持續性。她有強烈的歷史意識，她認識過去如何影響著現在——這種看法是近代人的看法。
如果以夏先生的觀點來看《色，戒》，也是有跡可尋的。《色，戒》的女主角王佳芝，被牽入愛國學生運動，最後參加了「暗殺大漢奸」行動，出於民族感情的衝動，她甘願獻出自己的初夜和肉體，但是得到的卻是徒勞無功的下場。這一結局對她心靈的打擊和創傷無疑是巨大的。一方面是「愛國行動隊伍」的冷漠寡情；另一方面是敵偽頭子（梁朝偉飾演）對她的慇勤，甚至動之以感情、為她購買巨鑽，使她的私心受到震撼。在關鍵時刻，她通報了已陷入重重埋伏的梁朝偉，結果間接出賣了同伴，以悲劇收場。
王佳芝這一心理狀態，恰恰是夏先生所道破的張愛玲小說的關目：「張愛玲所寫的是個變動的社會，生活在變，思想在變，行為在變，所不變者只是每個人的自私，和偶然表現出來足以補救自私的同情心而已」。
王佳芝正是受到「變動社會」的影響，使她的生活、思想、行為在時代的動盪中產生了變化，但最後因一己的私情（自私），動了同情心，最終成了敵偽幫兇。
夏志清在對張愛玲的創作觀，作了這樣的結論 ——
張愛玲並不標榜什麼主義，可是這並不是說她的道德觀念較那些教條派作家為弱。她深深知道人總是人，一切虛張聲勢的姿態總歸無用。她所記錄下來的小人物，不可避免的做些有失高貴的事情；這些小故事讀來叫人悲哀，不由得使人對於道德問題加以思索。張愛玲是個徹底的悲觀主義者，可是同時又是一個活潑的諷刺作家，記錄近代中國都市生活的一個忠實而又寬厚的歷史家。
換言之，張愛玲的小說和筆下的小人物，大都是悲劇性的。正因為是「小人物」，當然有不可避免的「有失高貴」的事情發生在她身上，如王佳芝，在物質的誘惑下，也做出「有失高貴」、傷害愛國事業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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