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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輝
近讀日本作家岡本綺堂所寫半七捕物帳的新書，有一篇名為「洋人頭」的奇案：話說德川幕府末期，美國的「黑船」以武力推開日本鎖國大門之後，社會出現了親西方和反西方的兩大陣營，一些武士集團以「尊王攘夷」為口號，欲私自對抗在日本的洋人以及親西方的日本人，甚至用上過激的手段。在文化衝突的時代，這也司空見慣，至於誰對誰錯，歷史自有公論。
然而，尊王攘夷不能光靠理想，由於這些武士集團是反政府主流政策的，所以必須自行籌集軍費，當時的富人和資本主，一方面可能真的同情和支持武士集團的理念，另一方面也可能為了購買政治保險，甚至只是為了息事寧人，通常都願意捐輸一些「軍費」，這正好為犯罪分子製造可乘之機，一些浪人、盜匪集團遂假裝成武士，以「借軍費」為名，向殷實的商戶強索金錢。
當時有一夥人拿著一個以布巾包裹的洋人頭顱，向存有大量現金的商號如質店等實行「強借」金錢，捕快半七覺得事有可疑，追查之下揭發此乃騙局，那個洋人頭顱原來只是贗品！這故事讓筆者想起《儒林外史》中亦有類似的情節，都是利用對方不敢詳細檢查死人首級這個弱點來騙財的。
吳敬梓生活於大清乾隆時代，雖然《儒林外史》在他死後才面世，但仍比日本的幕府末期早了百多年，可以推測這個賣人頭的騙局，大概是由中國傳進日本的。然而，《儒林外史》第十二回「俠客虛設人頭會」的老千，利用的是中國江湖俠客那種「士為知己者死」的傳統，而日本的變奏，則利用幕末日本人對外國人那種既恨且怕的心態，其改動之處可謂天衣無縫。
有說日本「不長於原創、卻擅於改良」，他們近代所創的經濟奇跡，都可以用這個理論來解釋，如果以江湖人物借用「賣人頭」之策以行騙來衡量，又確有相似之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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