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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慧敏 攝：梁祖彝
詩人余光中曾說過「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若將之改成「鄉愁是一張小小的電話卡」，或者更能引起現代人的共鳴。出外旅行或留學的人身處異地，多數會購買電話卡，透過電話向萬水千山外的家人報平安。
電話卡的限額一旦用完，或會變得一文不值，但在熱衷收藏電話卡的施文典眼中，其價值並不因而改變。經過20多年尋卡生涯的他，已有萬餘張藏品，他笑言即使花一生的時間和精力去追尋，也無怨無悔。
一走進施文典位於將軍澳的古典郵鈔票閣，溫文的他正忙於整理一本又一本的收藏品。他猛然發覺，20多年的光陰不經不覺飛逝，原來他已有逾萬張藏品。他甚至在家中騰出房間，存放各種收藏品。他笑言閒時欣賞和整理自己的藏品，漸漸的陶冶性情，現在的耐性與平和的性格，都是從中培養出來。
電話亭尋寶
成長於1970年代的施文典，小時候就跟其他小孩子一樣，都喜歡集郵，愛其圖案變化多端，後來迷上電話卡，也是因其設計特別。香港在1984年才推出首批電話卡，比全球第一個發行電話卡的國家意大利要晚8年。當年因使用電話卡來打長途電話的人比現在少得多，故發行量少，設計也很簡單。
為了搜集電話卡，施文典就跟其他小朋友一起到電話亭撿拾棄卡，人棄我取，所以尖沙咀天星碼頭一帶的電話亭，是他小時候的「尋寶樂園」。他說：「尖沙咀是遊客的集中地，電話亭裡通常會有棄卡。我們還常常比賽，看誰拾得最多。」
日漸沉醉於收藏電話卡，逐漸有了收藏「目標」，可是當時零用錢不多，年紀小小的他唯有向媽媽給的「公款」打主意。施文典說：「那時候我要負責買菜，為了省錢我會走遍整個街市格價，以最便宜的價錢買菜，再將辛辛苦苦省下來的錢存起。大概兩天我便儲夠『私己錢』，到專門賣收藏電話卡的商店，將自己的心頭好買回家。」
這個「打斧頭」初哥，當然瞞不住「打斧頭」老手媽媽，他「侵吞公款」一事最後「東窗事發」，結果當然被媽媽大罵一頓。後來她看兒子每天都乖乖的買菜煮飯，平日留在家裡欣賞整理自己的藏品，比其他小孩子沉迷打機或撩是鬥非好，於是慢慢接受其收藏嗜好。
走火入魔 自得其樂
施文典指香港早期推出的電話卡設計單調，收藏的人不多，隨著設計日趨變化多端，平平無奇的電話卡才逐漸獲青睞。1995年香港舉行第一個國際電話卡展，此時藏卡的人數達到高峰，不少公司都在卡上印上廣告作宣傳，主題卡也陸續推出，同年發行的智能電話卡，更是一大突破。
正當香港電話卡收藏不斷發展之際，投身社會的施文典也日漸「走火入魔」，為了心頭好，竟將9成辛苦掙來的血汗錢，用來買卡等收藏。這麼沉迷，難道家人都沒有微言嗎？「他們知道電話卡這些收藏品保值，都沒有反對。」他又笑稱自己一邊工作，還一邊開店將自己的藏品出售，後來更逐漸將全部精神放在店舖上。
有了自己的「地盤」，施文典收藏之友的網絡亦不斷發展，認識了來自台灣、日本、德國等五湖四海的同好，彼此交換電話卡，令他的藏品更「國際化」，更讓他從中認識不同國家的風土人情和珍貴的歷史知識。
原來日本所發行的電話卡，無論在發行量和款式方面也是全球第一，而且價錢較便宜，跟香港限量發行的電話卡相比，更難集齊一套。那麼，他較喜歡那種模式呢？施文典說：「當然是喜歡前者，因這樣才有追尋的目標。集齊一套固然有滿足感，卻同時意味著一個搜尋過程的完結。」
千金不換心頭好
雖然他願意出售藏品，當中也有些「非賣品」是他絕對不肯割愛的。一張在1990年推出、以維港景色為主題的電話卡，就是其中之一。其實以維港為主題的設計俯拾皆是，究竟這張電話卡有甚麼特別？「一般電話卡的表面都印有膠面，有反光的效果，但這張可能漏印了，表面較暗啞，十分罕見。這是我以數千元的郵票跟朋友換來的，所以我怎樣也不會出售的。」施文典堅定地說。
另一款「非賣品」就是以其偶像李小龍為設計主題。這款電話卡在1994年推出，全球限量發行僅2000套，是朋友出讓給他的，十分難能可貴。他身為李小龍的忠實擁躉，自然不肯割愛。
這種寓興趣於工作的生活，可能是很多人夢寐以求的夢想，身邊的朋友卻大唱反調。他們都認為他還那麼年輕，不應這麼早便入這一行，而且覺得年輕人應當四處闖蕩，擴闊眼界，不應將精神金錢盡花在收藏上，侷限自己的發展。施文典無視這些批評，覺得即使為了收藏，而放棄周遊列國和其他享樂的機會，也毫無怨言，一直堅持下去。
但在這10多年的堅持裡，真的沒有一絲猶豫嗎？施文典笑道：「2003年沙士時，香港的經濟和社會氣氛都跌到谷底，整個收藏界也大受打擊。那些收藏品就是我的資產，沙士對我的影響很大，當時也有點後悔。」經歷過沙士一役，施文典自言真正經歷過大風浪，對自己的選擇更堅定，也更有信心迎接未來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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