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彥 火
張愛玲原著、李安導演的電影《色，戒》，引起了香港文化界廣泛的討論。其討論的範圍，已不僅限於電影，而是提升到文化層次，並擴大到包括張愛玲小說的特色、風格和意義。
知名學者李歐梵看了三次《色，戒》，為的是研究張愛玲的文本，即《色，戒》電影劇本與原著的差別。李歐梵從《色，戒》文本讀出「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的蒼涼。
劉再復在評論張愛玲代表小說的文章，特別提到張愛玲作品蒼涼感的始源。劉再復寫道：「張愛玲對世界是悲觀的，對文明是悲觀的，對人生是悲觀的。現實中的一切實有，成功與失敗，光榮與屈辱，到頭來都將化作虛無與死亡，唯死亡與虛無乃是實有。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張愛玲的作品具有很濃的蒼涼感，而其蒼涼感的內涵又很獨特，其獨特的意義就是對於文明與人性的悲觀。這種悲觀的理由是她實際上發現人的一種悲劇性怪圈：人為了擺脫荒蕪而造文明，但被文明刺激出來的慾望又使人走向荒野。人在拚命爭取自由，但總是得不到自由。他們不僅是世界的人質也是自身慾望的人質，說到底只是『屏風上的鳥』、被『釘死的蝴蝶』，想像中的飛翔畢竟是虛假的，唯有被囚禁和死亡才是真實的。」
《色，戒》中的王佳芝與他的同伴的集體被槍斃，是悲劇的下場，也是結局。死亡之前的一切努力、奮鬥，不管是成功與失敗、榮與辱，都成了過眼的雲煙，像「屏風上的鳥」、「釘死的蝴蝶」樣本，已失去生前的意義，呈現的是一種身不由己的死亡的靜止狀態！
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非常強調張愛玲小說的歷史感，認為張愛玲是一個「忠實而深厚的歷史家」，具有「強烈的歷史意識」。劉再復針對這一說法，認為張愛玲的代表小說《金鎖記》與《傾城之戀》等的精神特點，並不是它的「歷史感」，而是「哲學感」。
劉再復是第一個把張愛玲的小說提到哲學層面考究的人，別饒興味，他指出：「在本世紀中，張愛玲是一個逼近哲學、具有形上思索能力的很罕見的作家。浸透於她的作品中的是很濃的對於世界和人生的悲觀哲學氛圍。張愛玲具有作家的第二視力。當人們的第一視力看到『文明』時，她卻看到『荒原』；當人們看到情感的可能時，她卻看到不可能；而當人們看到不可能時，她卻看到可能。《傾城之戀》告訴人們，世界並非在『進步』，而是在一步步地走進死寂的荒原。因為作為世界主體的人是自私的，他們被無窮盡的慾望所控制，這種慾望導致了人性的崩塌和愛的失落。只有到了『地老天荒』、世界走到末日的時候，慾望才會與世界同歸於盡，人才可能重新發現和復活天性中的真誠。」
在《色，戒》中，王佳芝與敵偽特務頭子的微妙感情，在一般人眼中，是不可能發生的。無他，身份使然，一個是愛國熱血青年；一個是出賣民族利益的「漢奸走狗」。結果在小說（電影）情節的鋪展下，這段感情卻在不可能中而自然地發生了。這正是劉再復所說的，張愛玲具有作家的「第二視力」，當人們看到感情的可能時，她卻看到不可能—王佳芝原鍾情愛國青年領袖鄺裕民，這段感情卻因王佳芝第三者身份被擱置了；而人們看到不可能——王佳芝與敵偽特務易先生發生的感情，她卻讓它發生了。
劉再復以上的文字，均援引自他在二零零零年於嶺南大學主辦的「張愛玲與現代中文文學」國際研討會的發言稿。在這次研討會上，劉再復與夏志清對張愛玲的評價曾作了一次學術交鋒，激起了一道道波浪和朵朵的火花。
倒是張愛玲的作品的悲劇性，是夏志清與劉再復取得相一致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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