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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日強（中）回到家裡，與父母親和姨父姨母共晉晚餐，其樂融融。
陳韻婷
一個念大學的男孩失蹤，可以是單純的逃學，也可以是複雜的家庭問題，畢竟事過境遷，已鮮有人再提及；然而，在當事人的眼中，這次的出逃，可能是一次因望子成龍而生的故事，或許換個名字，我們會更清楚—「內地電車男逃學記」。
尹日強的父母認為：「這事主要是我們父母的責任，如果我們是有錢人家，孩子就不會有那麼大的經濟壓力，也不會做出這種事。」尹日強在湖南永安鎮的家，是一座三層小樓，樓下舖樓上房，也是鎮上的第一批商品房。永安鎮地處長沙市與瀏陽市之間，一邊是城市的繁華，一邊是鄉鎮的樸素，幾輛中巴就是貫穿城鄉的拉鍊。尹日強的父母，一個是司機，一個是售票員，經營著其中一輛「江背—永安—長沙」的中巴，在當地人看來，是一個「經濟狀況不錯」的小康之家。
赴港求學 難敵英語
在這樣的一個家庭中長大，讀書基本上應不成問題。但問題卻在於這個家庭要同時支持兩個孩子上大學（尹日強的姐姐在湖南師範大學讀書），經濟負擔就不可說不重了。於是，當尹日強能以十萬元獎學金的資格考上香港的科技大學時，對整個家庭來說，都是一件好事，而且光宗耀祖。但這次的獎學金，令一個拙於溝通的大男孩，面對了一次人生的轉捩點。
遇上伯樂，是福是禍？2004年，還在湖南師大附中讀高三的尹日強，在當年的泛珠三角中學生物理競賽中獲得了一等獎，香港科大的楊志宇教授對他青睞有加，隨後送上了一紙保送通知書，從此，尹日強成了瀏陽市第一個在香港念大學的大學生，他取消了原定報考國防科技大學的計劃，因為到科大念書，除第一年可獲10萬元獎學金外，更可到科大念自己喜愛的物理系。
尹日強恍如初生之犢，第一年已選修了7門課，他未有發現香港的大學教學語言會是一個難關。第一年的成績出來了，表上的兩個D意味他來年不再有獎學金的資格。儘管身在異地，他仍想到正在念大學的姐姐，還有已為供書教學而負債10萬元的家。所以，他向家人說：「只是成績不理想，獎學金會減半。」並悄悄向學校申請了6萬元低息貸款，期望下一年能重奪獎學金。
第二年又被英文擊倒的尹日強，終於要向父母「坦白」拿不到獎學金，但卻未有把貸款一事相告，為省下銀行轉帳費，他決定隨身攜帶6萬元現金。回港之途，一波三折，尹日強發現自己忘記辦理住宿申請與通關手續，與同學到了深圳，又想起簽證快將到期，他就打算到網吧向學校發信，查詢快速辦理的方法，然而左想右想之後，此信未發，人已「失蹤」。
壓力之下 不知所措
在失蹤的15天裡，他想得最多的就是怎麼能「騙」過父母，不希望他們知道後擔心。「我知道學校這次肯定是騙不過去的，但是父母，我一直以為能騙過去。」在那15天裡，尹日強在深圳街頭拿著6萬元現金和筆記本電腦，全都放在自己的登山包裡，「我就把包寄存在網吧那個收銀台下面，鎖都沒鎖，沒害怕過。」那時，他會在大街上遊蕩，累了就趴在桌子上睡覺。「不能住賓館，那6萬元是要這個學期讀書做生活費和學費的，我不能動。剩下的只有500多元，我不知自己要在深圳呆多久，所以不敢去住賓館。」
有時候，人的心理在壓力之下會變得脆弱，甚至失去判斷的能力，這對於一個獨自在異地求學的內向青年而言，既面對失去獎學金之打擊、失敗感油然而生，加以丟三漏四、忘記簽證的徬徨，一時間手足無措是可以理解的。
他曾向記者這樣表白：「我的減壓方法就3個：第一是睡覺，有一次考得太差，我一口氣在床上躺了30個小時；第二個是上網看新聞，第三是看電影。可是這些發洩途徑不太管用。可能當時幾個小時、幾天有效，但過去之後你會發現，事情還是那麼糟。」
溝通，本來是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法，偏偏他是一個內向的孩子，說話不多，遇上困難也不開口，也難怪連鄰居都這樣形容尹日強：「問一句他就答一句」、「暑假回來後整天都呆在家中」，一個平時以上網打發時間的內向男孩，當身負光耀門楣的重任出遠門，又第一次要獨自面對經濟與學業壓力，出錯屬難免，卻可避免。
學術驕子 水土不服
從小一直學業順利的尹日強，對香港的大學「水土不服」，當中其實也折射出不少內地學生的共同困境。尹日強向傳媒表示自己基本上不和陌生人打交道。因為不習慣。「長期住校生活對我形成內向性格可能有點關係，我回家不多，不習慣和父母溝通；我的生活圈子很小，最好的朋友基本上都是一起上學五六年的。」這可是不少內地來港學生的實況。
語言、溝通、閱讀能力均對海外升學的莘莘學子有所影響，為了更好的未雨綢繆，內地學生往香港、甚至其他外國大學進修升學前，更需審慎考慮教學語言、經濟能力與個人性格是否真正合適異地求學的生活。
今天，尹日強面對傳媒沒有當初的怯怕，但言語間看得出仍具有自己的「個性」，他說：「每個人都有兩個世界，一個是面對外人時的樣子，一個是自己內心裡的樣子，我不想別人知道太多我內心的東西，那些是我的私隱。我知道大家關心我，但我還是要保守自己的私隱。」據說，尹日強的母親有點難過，因為這些年來，兒子與她的對話，可能比這段時間與記者的交流，還少。
（編按：日前，香港科技大學一名來自江蘇的化學系博士研究生，疑不堪學業壓力以致患抑鬱症，加上有傳聞指其教授將遠赴海外研究，令他情緒低落，最後，被登門造訪的友人發現於宿舍內吊頸身亡。這種異地求學的悲劇，是否可以避免？大學往內地選拔尖子，是否只單純考慮孩子在學術領域之卓越，而未有完全考慮兩地語言、生活環境之分別對孩子之影響？在精英制度下，選賢拔尖與學生身心健康發展的天平，我們宜慎思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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