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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存准
十九世紀末，我國著名的翻譯家嚴復首先提出了「信、達、雅」的翻譯標準，這三個字至今還是翻譯界的「金科玉律」。「信」就是忠信，也就是說要忠於原文；「達」則是說行文要通順易明；而「雅」就是指用字要優雅。
眾所周知，嚴復最著名的譯作當屬在中國產生深遠影響的《天演論》了。姑且撇開「達」和「雅」，單說「信」，看看這位被譽為「一代翻譯大師」的嚴復先生是如何守「信」的：
其一，《天演論》英文書名直譯應為《進化論與倫理學》，「天演論」即「進化論」 ，亦稱「演化論」，是研究生物進化、生物發展規律以及如何運用這些規律的科學，是生物學的一個重要部門。嚴復在翻譯的時候，特意做了許多「拔高」，當成一門政治學來「創作」，把競爭成敗提高到我們這個民族會不會被淘汰的高度上。
其二，正文和導論譯述不是純粹的直譯，而是有按語（在書中，嚴復自己的按語竟然多達三分之一），有發揮。嚴復將《天演論》導論分為18篇、正文分為17篇，分別冠以篇名，並對其中的28篇加了按語。他在按語中開宗明義地指出：植物、動物中都不乏生存競爭、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的例子，人類亦然；人類競爭其勝負不在人數之多寡，而在其種其力之強弱。
其三，他對這本書的「整體部署」，是「有選擇，有取捨，有評論，有改造，把它和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聯繫起來」，譬如，「大刀闊斧」地刪除了原書中有關科學的範圍、科學的價值、科學的本質及其確定性等不合中國人胃口的部分。
其四，嚴復在翻譯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時，按照自己的意願，進行了大規模的「嫁接」和「移栽」，只取用了原著的「進化論」部分，卻將英國哲學家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來代替赫胥黎的倫理學主張，同時又拋棄了斯賓塞「聽天由命」的思想，錄用了赫胥黎「與天爭辯」的觀點。
於是乎，生物學家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經過嚴復用中國文化的手術刀「大切大割」後，與原著已經相去甚遠。但始料未及的是，這本在當時英國並不算特別優秀的著作，這個在當時英國思想家當中並不算舉足輕重的赫胥黎，隨著嚴復譯著《天演論》的「橫空出世」，卻在中國聲名鵲起，「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頓時響徹神州大地。一時間，「天演」、「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等新名詞成為最活躍的字眼，充斥報紙刊物，有的學校以《天演論》為教材，有的教師以「物競」、「天擇」為作文題目。胡適曾講過一個笑話，他有兩個同學，一個叫楊天擇，一個叫孫競存，他自己叫胡適之（他原來的名字叫「嗣糜」），都是來自「物競天擇，適者生存」。
應該說，《天演論》「問世」以後，對中國知識界的影響完全可以用空前來形容：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人物立馬發現「救世良方」，對其推崇備至；青年魯迅讀過《天演論》，棄醫從文，立志「醫民」；孫中山同嚴復見面時曾說「君為思想家，鄙人乃實行家」，後來他提出的「民族主義」，位列 「三民主義」之首；毛澤東曾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說過：嚴復是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他後來講的「落後就要挨打」、「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恐怕也受過《天演論》的影響。
當然，嚴復在翻譯和出版《天演論》之時，正值西方列強加緊瓜分中國、民族危機日益加重之時，嚴復試圖通過「誤譯」，引起國人「誤讀」，以此來喚起救亡圖存，進而達到「自強」。從這個層面上講，「誤譯」的《天演論》在那個特殊的歷史時期還是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然而，「誤譯」是一時，「誤讀」卻不止。一代又一代的《天演論》「讀者」將「生物界」的「生存競爭」、「優勝劣汰」、「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原則，「移植」到「人類社會」中來，在人與人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推行鬥爭哲學，崇尚叢林法則，迷戀弱肉強食。於是，為了有限的利益資源，人與人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不斷演繹出一種生物化的關係。
但是，我們相信，「人類社會」畢竟不是「生物界」，「人」畢竟不是「狼」，並且文明程度越高的人類社會，就越不會是「生物界」，就越不會是「狼」，而是和諧、理性、關愛、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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