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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敬偉
近日，國學大師文懷沙曾說自己晚年做了自己最滿意的兩件事，一個是編了一套最大的書，還有是寫了一篇最短的文。如今，他耗時20多年所編纂的《四部文明》一書終於在京城亮相。文懷沙說，此書比《四庫全書》更公正客觀。
中國有盛世修史治文的傳統，流佚的明《永樂大典》和清《四庫全書》即是永樂和乾隆彰顯盛世的文化標籤。《四部文明》非國家項目，乃是文懷沙老驥伏櫪自主擔綱的學術成果。
由於《四庫全書》在「稽古右文」的背後實際上實行的是「寓禁於徵」，因而《四庫全書》在文化上「立」的同時也在無情地像秦始皇焚書一樣的「破」。同時在《四庫全書》編纂班子組成後不到10年就發生了將近50起「文字獄」。從這些《四庫全書》的瑕疵看，文懷沙老人有資格說他所編纂的《四部文明》要比《四庫全書》公正客觀。
然而必須說明的是，《四庫全書》縱然帶著歷史的侷限，但由於其是龐大的政府工程，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盛世（康雍乾盛世）集大成式的文化總結，其歷史地位早已無可撼動。文懷沙老人的《四部文明》有信息化的佐助，所以選書的客觀和孤本善本的增加並非一己之功。況且，《四庫全書》的「全書」也絕非浪得虛名，整書篇帙浩繁，凡3461種，79309卷，遠非《四部文明》所能比。
文懷沙老人現在就對《四部文明》和《四庫全書》比個高低是犯了「以今之優泥古之劣」的時代偏狹。關公怎麼能戰秦瓊？開著坦克的士兵也是無法和中世紀的騎士對壘的。
文懷沙老人炮打紀曉嵐同樣如此。紀曉嵐是乾隆的奴才不假，但那是時代而非曉嵐之過。何況，封建時代君君臣臣的綱紀規範是不可逾越的。至若他斥罵紀曉嵐為漢奸那就有些大漢族主義了。少數民族政權最初凌略漢民族政權以期改朝換代的戰爭是有正義與非正義之分的，北宋「靖康之亂」後被金扶持的張邦昌可以視為漢奸，附逆滿清引清兵入關的吳三桂亦可勉強視為漢奸。而紀曉嵐生活的時代，清王朝已經統治中國百餘年，代表中國的正統地位無可非議。紀曉嵐怎麼能是漢奸呢？
而從文名而言，河間才子紀曉嵐是有清一代不折不扣的文宗。就是像應制而作的集體文化工程《四庫全書》也並非經、史、子、集雜蕪的陳列，而有其精心串聯。提綱挈領的200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是紀曉嵐親自寫就，不僅是中國目錄學的巨著，也是一部介紹中國文化和學術的導引。四庫館總閱官朱珪認為：「公館書局，筆削考核，一手刪定為《全書總目》。」張維屏《聽松廬文鈔》云：「或言紀文達公（昀）博覽淹貫，何以不著書？余曰：文達一生精力，具見於《四庫全書提要》，又何必更著書！」「一手裁定」、「一手刪定」、「一手編注」《總目》或者說紀昀「一生精力，萃於《提要》一書」。文懷沙老人對其編纂的《四部文明》恐怕達不到紀曉嵐如此竭盡心力的地步。
更重要的是，紀曉嵐絕非唯唯諾諾的刀筆傀儡。紀連海先生研究紀曉嵐多年，他對於紀曉嵐編纂《四庫全書》的功績評價中有兩條值得注意：一是應對皇帝的干擾；二是承擔死亡的威脅。這說明紀曉嵐在組織編纂《四庫全書》時也並非完全秉承皇帝旨意，也盡可能地體現文人的良心。魯迅先生在其《中國小說史略》這樣評價：「紀昀本長文筆，多見秘書，又襟懷夷曠，故凡測鬼神之情狀，發人間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見者，雋思妙語，時足解頤，間雜考辨，亦有灼見。敘述復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後來無人能奪其席，固非僅藉位高望重以傳者矣。」這裡，魯迅先生擷取的是紀昀筆記本小說《閱微草堂筆記》，評的雖是其文，論的卻是紀曉嵐的識見。若果紀曉嵐人品不堪，魯迅先生是不會對其讚譽的。
至若文懷沙老人對影視劇吃得開表示不滿，其實也大可不必。拋開演義成分，這也反證紀曉嵐正直知識分子的形象在民間影響深遠，畢竟「百姓心中有桿秤」吧。
評價歷史人物，當抱持歷史和具體的觀點，對古人求全責備有欠厚道。文懷沙老人是德高望重的國學大師，歷經風雨滄桑，其實比任何人都了解人和時代那種錯綜複雜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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