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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安琪
一名十八歲少年，本來大好青春年華，卻背負著一個極度悲情的故事：早年喪父，母親智障，妹妹年幼，疑因財困及種種生活壓力終而自縊身亡。在這件事情中筆者看到兩個悲劇，自尋短見的少年黃葵香和社會福利署，兩者各有各的不幸。
在以上事件，黃葵香因為家中領取綜援，他自己照顧家庭心切找到工作幫補家計，但卻沒有向社署申報，終而要退回計算到多領的二萬元，每月要在家中綜援戶口中扣除一千元交還社署。發生了不幸，社署照例受到千夫所指。
扶助弱勢社群需各界共同努力
社會福利署可說是眾多政府部門中最痛苦的單位，當有人被揭發欺騙或濫用綜援，姑勿論犯罪者如何心思細密來掩人耳目以達到目的，社署永遠被批監察不力；而每當有不幸意外發生，又會被責太過官僚，監管得太落力，所謂左右做人難，怕就是這個意思。除了異常沉重的輿論指摘之外，很多時候社署職工還要面對威脅人身安全的暴力對待。類似的事件在新聞報道中被公開的只是冰山一角，有很多例如上門家訪時被威嚇，粗暴語言侮辱的非人遭遇，一般外界怕是不能直接體會到的。本來政府之成立社會福利署，最簡單的意願莫過於是要幫忙有需要的市民，但香港社會內部結構日見複雜，貧富懸殊又急促加劇，以處理基層坊眾困難為主的社署，其工作、責任與壓力之沉重都愈見百上加斤。筆者經常強調，善意的批評和督促有助將事情做好，但為反對而反對的針對和謾罵，則只會製造「有破壞冇建設」的效果。要真正幫助弱勢社群，特區各界人人有責，一面歸咎社署，於事無補。
扭轉鄙視貧窮的風氣
十八歲少年的自殺悲劇，外界一般看來都是基於從錢銀角度出發，但深入一層去想想，把黃葵香逼到牆角以至走上不歸路的，大有可能是涼薄的世情，更甚於金銀錢債。據報載，黃葵香因為母親智障，家境貧窮，在生活環境之中常常備受白眼。人情冷暖，世態炎涼，所謂白眼，往往殺人於無形。
近年香港雖說經濟起飛，但社會風氣卻日見墮落，尤其喜好跟紅頂白，見高拜，見低踩。公眾或傳媒往往膚淺地以財富來衡量一個人的存在價值，有錢有權有勢者往往備受優待，事事享有特權，諸如十成按揭。闊佬名媛常被傳媒吹捧，不停以擦鞋文字往權貴者臉上貼金。莫說弱勢社群，稍為無權無勢者經常成為打壓或嘲笑的對象。好像最近有周刊大字標題有歌手家長賣紙皮度日，字裡行間諸多單打。某電視女藝員覓得心儀對象宣布結婚，又有媒體不去祝福別人佳偶天成，反而揶揄男方是個「窮苦武師」，尖酸刻薄……一切一切造成一種風氣，似是告訴大家窮便是罪；窮便注定要讓人看不起。而去歧視別人，甚至就別人的家庭環境口出惡言也是無傷大雅的。由此可見我們的社會，有泛濫的新聞自由與編輯自主，但犧牲了的是靈魂深處的良知和公義，尤其是毒害了下一代，他們的生命意義和價值觀都以貧富來界定，認定了所謂「有錢地獄變天堂，無錢成世都徬徨」。
鼓勵青少年建立積極人生觀
勢利的思維和嘴臉是會傳染的，更會集非成是，當青少年覺得人生沒有錢便等於沒有希望，家庭環境惡劣、家人身體有缺陷更是一種羞恥；再加上周遭朋友都是瞧不起的目光，心靈內外被刺，終而萬念俱灰，再加上人生經驗尚淺，想不通什麼天無絕人之路的道理，面對困境，便會想到最簡單的解脫方法是一死了之；窮不一定想死，尤其是十來歲的青少年，假如有人肯伸出援手，感覺到被愛、關心和尊重，見到人間有情，找到出路，那就不會想到要死。一個人最傷最痛，最生無可戀，是感到被社會遺棄，還有如阮玲玉之所最恐懼的：人言可畏。
越來越現實的香港人請高抬貴手，不想再在脆弱青少年心靈傷口上灑鹽，就別再吹噓拜金主義，動不動對人施加白眼。救弱勢社群於水深火熱，需要一個和諧社會，而不是普選爭拗。（文匯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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