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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震海博士 鳳凰衛視評論員
筆者三年多前曾提出中日歷史問題「第三條道路」的主張，即既不迴避歷史問題，但也不把歷史問題作為中日發展政治關係的唯一障礙，有必要縮小中日糾紛的範圍，不使之毒化到中日兩國的各個角落。從這幾年的情況來看，中日兩國的歷史問題磨合正在這一軌道上進行。
七十年前的十二月十三日，日軍攻陷當時中國國民政府的首都南京，美麗的六朝古都瞬間變成了恐怖之城。這一後來被稱為「南京大屠殺」的暴行，不但成為中華民族心靈深處一塊抹不去的傷疤，而且也成為中日關係中的一個重要障礙。
細節難以迴避全民道德勇氣
今年是「南京大屠殺」七十周年，中日兩國顯示的一個共同特點是低調。在日本方面，這一低調有其深刻的歷史、社會和民族心理原因，一言以蔽之就是，在模糊乃至錯誤的歷史觀的基礎上，再加上日本民族原有的曖昧民族性格，導致不願正視本民族曾經犯過的錯誤；而在中國方面，由於近年中日關係終於柳暗花明，因此擔心由官方大規模紀念「南京大屠殺」，將導致國內民族主義情緒高漲而影響中日關係。
中日兩國低調背後，各有不同的癥結和心理，但也折射了兩國在國家關係重新定位的今天，面對過去歷史依然未能擺脫某種不適當的心理模式。在日本方面，由於戰後未能展開——如德國一樣的——全民族精神層面脫胎換骨般的思想洗禮，因此絕大多數日本國民雖然熱愛和平，也真誠希望永不再戰，但其歷史觀卻依然呈現巨大的模糊乃至錯誤，尤其是對導致發動錯誤侵略戰爭的日本亞洲現代化過程中思想史的偏差。在這種情況下，當戰後左傾思潮逐漸消退，日本重新成為世界經濟大國之後，新一代日本人的歷史觀不可避免地陷入更為混沌、迷茫之中。
在「南京大屠殺」問題上，日本一些歷史學家多以細節試圖證明中方掌握的史料不準確、完善。必須承認，在史料的佔有、考證方面，中方確有不完善之處，但這絲毫不等於日方可以用細節去迴避乃至逃避日本民族應該承擔的全民道德勇氣。史料考證的分歧與道德勇氣的承擔，前者屬於史學範圍的學術爭議，後者則屬於民族思想史和精神成熟度範疇，不可混淆，更不可以前者替代後者。
而恰好在這個時候，中國崛起作為一個新現象出現在東亞地區，使日本面臨國家定位的調適挑戰。因此，原本錯綜複雜的歷史情結滲透到中日現實的結構性矛盾之中，便使得中日圍繞以「南京大屠殺」為代表的歷史問題糾紛更為複雜和清晰化。從這個意識上說，中國官方在「南京大屠殺」七十周年之際，相對淡化官方紀念色彩，有其良苦用心。
切入雙方民族思想史深層
惟其如此，從長遠來看，中日之間有必要給予歷史糾紛以恰當的定位和處理方式。如前所述，中日在歷史觀問題上存在巨大分歧，其間不但涉及史料整理，更涉及雙方對其民族思想史的反思和更新，因此期待以自身觀點改變對方是不現實的；相反，中日兩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正面臨或已經開啟國家定位和民族心理的調適過程。如何保證在錯綜複雜的歷史情緒下，處理國家定位調適的歷史機遇不至於從我們面前白白溜走，這一問題的思考有其必要。
筆者三年多前曾提出中日歷史問題「第三條道路」的主張，即既不迴避歷史問題，但也不把歷史問題作為中日發展政治關係的唯一障礙，有必要縮小中日糾紛的範圍，不使之毒化到中日兩國的各個角落。從這幾年的情況來看，中日兩國的歷史問題磨合正在這一軌道上進行。因此，在基本氛圍緩和的同時，有必要從更為深層的角度，對中日兩國如何處理歷史問題提出一些新的思路。
首先，「不忘卻南京大屠殺」，不但是中國方面的事情，同時也是日本國民應該直面的問題。日本作為亞洲現代化的先驅，為什麼會走上發動侵略戰爭的道路？許多日軍士兵在家裡都是好兒子、好丈夫、好父親，為什麼在「南京大屠殺」中會暴露出人性中魔鬼的一面？這些問題都遠遠超越了中日恩怨的表層，而切入了日本近代思想史的深層。
從中國方面來說，在堂堂正正紀念「南京大屠殺」的同時，如何抽離歷史上因受外國奴役而積聚的悲情乃至報復情緒，真正做到「可以寬恕，不可忘卻」，「記住悲劇，忘卻仇恨」，以更為健康、理性的心態，並站在更高的高度審視中日兩大民族的過去和未來，恐怕也是崛起期間的中國國民繞不開的課題。（文匯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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