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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駐浙江記者 何暉、張文、白林淼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領風騷數百年。」昔日輝煌一時的徽商與晉商早已湮沒在中國的歷史長河。當2003年中國內地傳媒高調唱響「浙商」之後，蘇商、滬商、新徽商、新晉商風起雲湧，中國商幫堂堂正正地再次登上了歷史舞台，中國商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禮遇。
站在2007與2008年的交界處，由政協浙江省委員會、長三角（浙江）民營經濟研究會、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中國民營企業峰會組委會共同主辦的「第二屆中國民營經濟可續發展論壇 —— 借鑒徽晉商．做強新浙商」在杭州舉行，一場以徽商與晉商興衰為參照點，探索浙商乃至中國現代商幫可持續發展的思想盛宴正式拉開了序幕。
100年以前的1907年，正是晉商「聚寶盆」山西票號到達巔峰頂點的時期，晉商代表之一的祁縣「合盛元」票號在日本神戶、東京等地落地生根；平遙「永泰裕」票號在印度加爾各答開設分號……然而接下來的1908年卻是晉商盛極轉衰，虧損千萬，走向末路的開始。
一百年是一個巨大的輪迴，歷史將會是簡單地重複，還是突破舊時的軌跡，開創一個嶄新的「中國商幫時代」呢？2008年之後的浙商又該如何保持長盛不衰呢？
晉商富甲天下
中國歷史上的商幫大體上崛起於明清時期。晉商、徽商是其中勢力最大，影響最遠的兩大商幫。「買賣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正是當時盛況的寫照。
晉商在商界活躍了500多年，依靠與朝廷之間的結托關係，形成了對鹽、礦等資源產業的壟斷，因而富甲天下，「山西票號」的出現可以看成是中國銀行的雛形；徽商輝煌了350餘年，有「無徽不成鎮」的美譽。然而與一門心思做生意的晉商相比，追逐財富只是徽商的手段，求功名做官才是歸宿，「紅頂商人」成為了徽商的代名詞。
徽商仁義誠信
由於其過度依賴封建朝廷的歷史局限性與內在動力的缺失，注定了徽商與晉商無法成為主導社會變革的主要力量。但是晉商博大寬容的經營胸懷、兼容並蓄的經營氣度、求同存異的經營策略和自強不息的經營精神；徽商仁義誠信的儒商文化都被浙商繼承下來並發揚光大。
「浙商」的提法是在最近的3、4年間才出現的，香港人或許對浙商還有些陌生，但是對以船王包玉剛、邵逸夫兄弟以及前特首董建華之父董浩雲等為代表的「寧波幫」應該是耳熟能詳。然而寧波幫也僅僅是浙商中的一個分支。
「東南形勝，錢塘自古繁華」，浙江，歷來都是中國的魚米之鄉，富庶之地，得益於地域的優勢，晉商很早就與浙商交易絲、綢、茶、米；而徽商東進蘇杭而至揚帆入海。徽商代表胡雪巖兼具浙商身份，其代表作胡慶餘堂更是以歷史見證物的身份留在了杭州，見證了一代「紅頂商人」的興衰；其末代傳人、正大青春寶集團董事長馮根生在承繼其老財東的經營思想的同時，於20世紀末演繹了一曲現代浙商的新詩篇。
這一切似乎都在暗示著現代浙商與徽商晉商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關聯。
古晉商「九法」作啟示 解浙商家族管理問題
中國著名的經濟學家鍾朋榮最近正為他的一位浙江企業家朋友想辦法，因為他那位朋友的兒子寧願在國外主持一個辦事機構，也不想回家繼承父親的產業，焦急的父親希望鍾朋榮能幫助他。
事實上鍾朋榮所遇到類似問題並不是特殊個案。經過30年的發展，老一批的浙商開始漸漸隱退，財富二代嶄露頭角，關於浙商的傳承方式一直在業內爭論不休：企業做大了，是引進職業經理人還是傳位於子女？子女不願意接班，怎麼辦？職業經理人強於子女，又該怎麼辦？
管理企業像帶小孩
鍾朋榮，這位研究浙江經濟的權威專家，曾經把浙江的發展模式定義為「家族企業+小狗經濟+產業集聚」模式。「浙商傳承」一直是他研究的課題。
他向記者講述了他對晉商家族式管理的研究：「民營企業究竟應該採用現代企業制度還是家族企業制度的問題，在我看來，其實就是小孩（企業）該請誰來帶的問題，是請阿姨（職業經理人）還是自己（家族）帶？晉商是中國古代一個傑出商幫，山西票號壟斷了當時中國北方的金融流通，甚至延伸到海外，票號的掌櫃基本都是請來的『阿姨』，而且權力極大，但是聰明的晉商卻有一套非常完整的鼓勵和約束機制，確保企業安全發展。」
激勵約束「管理層」
歷史上的晉商的確將「掌櫃」從學徒開始到年老落葉歸根都作出了一系列的約束和激勵。鍾朋榮將之概括為「九法」：其一，學徒必須從本地人中選擇；其二，管理者必須從票號內部選拔；其三，對掌櫃的任命必須考察其家族的誠信度；其四，外派員工必須回鄉娶妻生子；其五，勞務市場必須放在本地；其六，設立「身股」以資獎勵；其七，信奉關公，講究重情重義；其八，組建商會，以商會的信譽約束個人的違規；其九，強調「衣錦還鄉」的歸宿感。
「事實上，無論是浙商還是晉商，從骨子裡都不信任『阿姨』，自己的『孩子』還是自己帶放心，這裡所牽扯的就是社會和個人信用的缺失，這也就是為什麼浙江這麼多民營企業依然是家族式企業的根本原因。我個人認為家族企業並非是落後的管理模式。家族控股，著力培養子女作為接班人無可厚非，如果聘請職業經理人，那麼企業家需要具備廣闊的心胸，優化股權，建立完善的約束和激勵機制。如果浙商能夠把中國古代優秀商幫的管理經驗和西方現代企業管理制度結合起來，中西合璧，選擇適合自己企業發展的方式，浙商也許就不需要再為兒子不願接班的事情而煩惱了。」鍾朋榮如此說道。
破除商幫文化 三弊病
在鍾朋榮思考「商幫管理中的形式和制度關聯」的同時，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常務副院長史晉川教授則一直在理性地思考另外一個與「制度」相關，但更加深遠的問題：現代市場經濟中，在一個經濟全球化的年代中，商幫文化對於區域經濟發展，究竟是動力還是阻力？
在他看來，「對於商幫文化的追捧，現在成了人們希望醫治當今中國社會商人『無奸不商』以及商業道德沉淪的一劑苦口良藥。但是脫離了法律制度和非人格化交易方式而一味大談商幫文化，結果是有害而無益的。」
中國的商幫都帶有明確的地域特徵，徽商、晉商、浙商、無一不是以商人的籍貫地域命名的，正是因為如此，商幫 —— 一群來自同一區域結幫的商人，其組織的核心紐帶本質上就是地緣、血緣、親緣。
地緣親緣成弊端
史晉川認為：基於地緣、血緣、親緣的商幫在經濟活動中根本不可能、也根本無法擺脫人格化交易方式的烙印。這種商幫文化存在三個致命的缺陷 —— 商幫文化中的「誠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格化交易方式維繫的，一旦脫離人格化交易方式的限制，不講誠信的行為比比皆是；儘管在一定條件下，商幫文化有助於潤滑交易以及降低交易成本，但是，同樣的，也會導致商幫的封閉性，阻礙商人開拓新的商業和產業領域和形成路徑依賴。
最為可怕的是，只要具備時機，商幫中的商人就會將這一套做法運用到官商關係中去，從而將政府官員（老鄉或熟人）納入到以「三緣」為紐帶和以人格化交易方式的人際網絡之中，形成一種商幫與官府勾結，商人私利與公共權力的結合，破壞正常的交易秩序，導致政治腐敗的出現，胡雪巖如此，晉商代表喬致庸也是如此。
史晉川擔憂並不是無的放矢的，今天的中國商幫不再生活在一個閉關鎖國的國度，必須要面對的是一個開放的世界市場，一個以追求公平、公正、公開的國際大環境，其競爭對手都是推崇非人格化交易方式（契約化交易模式）的國際資本集團。
環境在變化，中國商幫的核心價值觀也應該隨之而發生變化，傳統商幫文化中狹隘的地方主義和錢權交易的思維模式應該被徹底刪除。
民企500強浙商佔半
儘管浙商被叫響的時間並不長，但是浙江人擅長經商的故事在《史記》就已有記載，中國最早的大商人，也就是後代商人的鼻祖「陶朱公」范蠡（公元前473年）就是戰國時期越國的名臣。而南宋時期浙中學派的代表人物陳亮提出義利並舉的思想，而後由葉適等人總結形成的「永嘉學派」被看成是今天浙商中最活躍的溫州商人的文化起源。
除了寧波幫以外，浙江許多地方都有著悠久的民間經商的歷史。在義烏，撥浪鼓文化在清乾隆時就已經興盛。而浙江人天生就有一種經商精神。特別是在改革開放以後，浙江湧現出一大批民營企業家群體，他們白天當老闆，晚上睡地板，他們秉承了浙商所固有的市場意識、風險意識和自強不息、吃苦耐勞、不斷創新的精神，把生意做到了省內外和國內外，成為中國民營企業家的縮影。
如今的浙商在中國創造了500多個產值超億元的特色產業區，「中國民營企業500強」中更是佔據了半壁江山，迄今為止已經有1,910家浙江企業在海外投資9.12億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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