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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飛
自古中國就不提倡打官司。訴訟雙方如能私下和解，固然最好。對簿公堂，被看成極不體面的事，這就是所謂的「息訟」傳統。「息訟」是儒家的至高理想，也受到歷代朝廷的尊崇，從官方到民間，都力圖實現這個美好理想。不過宋朝之後，社會結構較隋唐發生了很大的轉變，隨之而來，民間社會也一改往日息事寧人的「息訟」態度，「好訟」、「健訟」成為宋朝人的習慣作風。
宋朝已有人注意到本朝人好打官司的特點。曾做過地方官的袁采，在所著《袁氏世範》中，提到本朝人「至於兄弟析產，或因一根荄（音該，意為草根）之微，紛爭失歡；比鄰山地，偶有竹木在兩界之間，則興訟連年」，兄弟分田，常為田間的草根竹木斤斤計較，興訟連年。袁采不由嘆道「若以爭訟所費，庸工植木，則一二十年間所謂材木不可勝用也」，若用花在官司上的錢僱人植樹，比起爭些草根竹木，不是更能獲利？地方官袁采不理解民間為何如此「好訟」，事實上，宋朝的地方官整日都會接到大量的訴訟案件需要處理，「對案盈幾之籍，書押不決，無暇省覽」，案件實在太多，「比來民訟，至有一事經涉歲月，而州縣終無予決者」，讓官員們頭疼不已。
宋朝人「好訟」的風氣幾乎覆蓋了全國。東南的福建地區，《宋史》稱「土地迫狹，生籍繁多，雖磽確之地，耕耨殆盡，畝直浸貴，故多田訟」，地狹人多，自然會爭田興訟。而經濟較發達的江西、浙江一帶，也是「浙右之俗，囂訟成風」（《明公書判清明集》），特別是江西，沈括說「江西人好訟」，「江西之俗，固好健訟」，這裡不僅有專門教人打官司的「訟學」，還流傳大量傳授訴訟技巧的書籍。據《宋史》記載，山東「登、萊、高密負海之北，楚商兼湊，民性愎戾而好訟鬥」，而安徽、陝西、四川等地，也是「民性愎戾而好訟鬥」。總而言之，全國上下，斗然間「民喜訟鬥」。修《宋史》的元朝人不理解這樣的變化，只好以「地氣使然」、「民氣如此」來解釋。
宋朝人好打官司，親屬間亦不例外。除兄弟分田興訟外，大家族中各房之間爭地爭產也會到衙門，訴諸官員。宋人留下的文獻中，父子互訟、兄弟相爭、子告母、叔告姪，鄰里為爭產的小事，也要大起訴訟。一時間，「惟利是趨，所爭之田不滿一畝，互爭之訟不止數年」（《名公書判清明集》卷6）。不光平民，僧俗、僧道之間，也常因爭奪土地、田產、山林等資產，相持不下，互不退讓，最後至公堂。士人胥吏與百姓爭財，商舖小販之間奪利，動輒就要告諸衙門，請地方官裁決。「輕利重義」的說教，「親親不訟」的美德，一下彷彿消失得無影無蹤。
與「好訟」的風氣相伴，有些地方甚至出現專門研究官司的「訟學」。據《袁州府志》記載，當時「編戶之內，學訟成風；鄉校之中，校律為業」。而以「好訟」聞名的江西州縣，「有號為教書夫子者，聚集兒童，授以非聖之書，有如四字雜言，各類非一，方言俚鄙皆詞訴語」。周密在《癸辛雜識》中記載「江西人好訟」，「往往有開訟學以教人者，如金科之法，出甲乙對答及嘩訐語，蓋專門於此，從之者常數百人」。除了公開招收學生，傳授訴訟技巧的「訟學」，還出現教人如何打贏官司的書，如以人名命名的《鄧思賢》。此書內容「皆訟牒法」，按書中所說，若想贏得官司，「其始則教以侮文，侮文不可得，則欺誣以取之，欺誤不可得，則求其罪以劫之」，想贏得官司，要先去告狀，告不倒就誣陷栽贓，誣陷不了，就要搜集對方把柄，以便要挾，最終將其扳倒。結果臨近的徽州地區，「民習律令，性喜訟」，「家家自為簿書，凡聞人之陰私皆記之，有訟則取以證」，人們不再為上公堂打官司感到羞恥，反而「其*入狴牢，就桎梏猶冠帶偃簀，恬如也」（《歐陽文忠公文集》卷61）。
自秦漢以來，經過隋唐兩朝五代十國，宋朝社會較此前有了一個大的轉折，歷史學家稱為「宋元革命」，隋唐之前還可以看作是以家族為中心的古代，宋朝以後，都市繁榮，市場經濟發達，傳統的家族結構逐漸瓦解，進入了以個體為中心的「近世」社會。宋朝人好打官司的習氣，「時代風氣使然」的解釋並不徹底，以家族為基本單位的社會結構，慢慢被商業性的市民社會所取代，這才是宋人好訟的決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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