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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敏康 城大法學院助理教授
內地與香港和澳門簽署的CEPA，最大限度地推動了內地與港澳經濟的一體化進程，是三地經濟共同發展，應對外部經濟環境挑戰的必然選擇。
有人說，CEPA是中央給港澳送「大禮」，現在高潮已經過去，新意不多，所以對CEPA還能走多遠產生了懷疑。其實，持這種觀點的人士未免過於狹窄地看問題，既沒有看到CEPA對內地的良性作用，更沒有看到CEPA對台灣的積極作用。
CEPA對內地與香港 五大良性作用
阿基米德曾經說過：只要給我一個支點，我就可以抬起整個地球。因此有人說，如果將香港作為支點，就一定可以翹動中國的變革。我不敢說得那麼絕對，也不敢說得那麼具有想像力。但是，我認為不應該忽略CEPA對內地的良性作用。就內地與香港的CEPA而言，至少具有五大良性作用：首先，CEPA有助於原產於香港的產品流入內地市場，豐富了內地商品市場，擴大了內地消費者的可選擇範圍。其次，實施CEPA服務貿易開放以來，香港服務業已明顯加快了向內地投資的步伐，並帶去新的服務觀念。第三，CEPA提高了內地海關的通關效率，改善了商品檢驗檢疫的程序和制度。第四，CEPA推動了內地法律法規及時地發布和宣傳，並促進內地提高對產品質量和食品安全的監督工作。第五，CEPA促進了香港對內地的直接投資，今年1—10月，香港高踞外商在中國投資量的首位（計186.55億美元）。
CEPA的進一步作用就是可以解決台灣被邊緣化的問題，從而為建立大中華經濟圈打下扎實的基礎。台灣經濟被邊緣化，這是不爭的事實：台灣在亞洲僅是APEC成員。雖然APEC也強調三大領域的合作（即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促進商業、經濟和技術合作），但是，這與區域貿易協議（RTA）相比，還有很大的一段距離。因為APEC只是（國家和地區）政府間鬆散的合作，與WTO和其他多邊貿易實體相比，APEC缺乏條約的約束力。相反，最近正在緊鑼密鼓進行中的「東協+3」卻與台灣毫無關係，因為台灣不具有國家形態，無法成為其成員和享受相關利益。相反，港澳雖然也不是成員，但是，其在CEPA下也能享受到「東協+3」的種種好處。
擴大CEPA 構建大中華經濟圈
前中國國民黨副主席蕭萬長也看到了這種危機，因此在幾年前推出了「兩岸共同市場」的理念。此後，蕭萬長不辭勞苦奔走於兩岸政商學界，宣傳並完善這個理念。但是，蕭先生的這個理念是行不通的。「共同市場」的概念來自歐盟的實踐，其成員均為獨立國家。因此，這是「兩國論」下的「共同市場」，是絕大多數中國人無法接受的。
相反，CEPA是台灣走出被邊緣化的最佳途徑。首先，CEPA強調的是在四個獨立關稅區之間的緊密經濟合作，是「不談政治，只談經濟」的最佳平台。其次，CEPA是四個獨立關稅區之間最為有效的經濟聯合，是走向大中華經濟圈的必然選擇。
當然，要實現這一步的理想，就必須先改革現有CEPA下的整頓解決規定。有人說，中國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簽署的PTA幾乎都沒有規定具體的爭端解決機制，在WTO主動提起爭端解決的也僅有一起，這表明中國政府更希望用和解的方式來解決糾紛。因此，也沒有必要對CEPA的第十九條（機構安排）進行修改。這種觀點的局限性，就是看不到CEPA對拯救台灣被邊緣化的重大作用。為了爭取台灣加入CEPA，我們就得釋放出足夠的善意，積極修改第十九條的規定，建立超越獨立於四個關稅區的爭端解決機構，以解決任何可能出現的貿易和其他糾紛。
設立CEPA內的爭端解決機制
從第十九條規定看，它的宗旨是對可能出現的糾紛採取「和稀泥」的做法，或者說是用政治的手段代替法律手段。因此，有人說沒有爭端解決規則的CEPA是不完整的，或者是有缺陷的。如果這個觀點成立，再詳細討論哪種模式爭端解決機制才會有意義。
當然，這只是從一個層面上解決了使台灣放心加入CEPA的問題。還有一個可以使台灣放心的做法，就是將來CEPA下的解決機制是否應當與WTO爭端解決機制管轄重疊的問題。目前有不少實踐和理論是主張排除管轄重疊的，尤其是因為許多PTA規定的範圍大大超過了WTO的範圍。本人認為，為了避免台灣的疑慮，最好的辦法就是允許爭端解決管轄重疊；第一，雖然這樣做會顯得繁瑣和浪費資源，但是，這樣做容易取得各方的信任；第二，好的裁決即使到了WTO也不會有很大的改變；第三，對於超出WTO管轄的案件，WTO爭端解決組織自然會決定不予受理。第四，隨著CEPA爭端解決機制的誠信基礎的建立，也可以再考慮限制爭端解決管轄的重疊問題。
如果從上述角度去理解和實施CEPA，就可以看出CEPA是一種具有強大生命力的PTA，對構建大中華經濟圈具有重要的作用。（文匯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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