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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波
《水滸》一書中，陶宗旺是梁山上一個極不起眼的人物，綽號「九尾龜」。雖然現在還不知道，「龜」這個字在宋朝是否和現代一樣，有什麼侮辱的含義，但有一點肯定是清楚的，即陶宗旺這個人物，於梁山這個江湖組織而言幾乎可有可無，他既不具備什麼突出的本領，而且很有可能相貌平庸甚至猥瑣，不是堂堂一表的英才。這樣一個人物值得品讀嗎？答案是肯定的。其實陶宗旺在梁山上的地位相當獨特，張恨水先生就說梁山諸人，「真正以農家子參與者，則只一陶宗旺」。
像梁山這樣與主流社會和主流價值對抗的組織中，真正的農家子反倒是一個稀缺品種，這是為什麼？可試從兩方面分析。首先是歷史上的農民都是守著一塊土地，聚族而居，受宗法觀念束縛最深，不僅為了自己，也為了家庭乃至家族的利益，他們就不願也不敢反抗；其次是歷代統治者只要絕非昏庸而兼殘暴，就知道把農民緊緊綁在土地上的妙用，所以歷代都很注意抑制土地兼併，一般不會發展到農民失去「土地」這個棲身之所和謀身之資的危險地步，樸厚的農人只要還有土地，就不會絕望。所以，中國的農民是非常能夠隱忍的，只要還有一口飯吃，他們就仍然還能安分守己地默守在這塊祖祖輩輩留下來的土地上。然而現在，他們中的一員——陶宗旺卻不願意繼續安分守己了，而是扛著一把鐵鍬，加入到了造反大軍中。
陶宗旺因何落草，對這個問題，《水滸》一書表面上缺乏交待，但既然作者沒有敘寫陶宗旺的任何劣跡，那我們還是應該把陶宗旺看作中國樸厚農民中的一分子，並依據歷史的經驗，同時考慮宋朝的事實，進行分析。宋朝立國之後，因為既要備重兵提防窺邊的外敵，又要大力優待讀書人和文臣，提高其待遇以抑制武人，這兩項都是要耗費大量銀子的，而政府又非「下金蛋的母雞」，所需的「羊毛」還得出在「羊」身上，就只有加重賦稅盤剝一途了。所以，宋朝農民負擔極重，這是陶宗旺們面對的現實。然而僅此似乎還不足以逼得陶宗旺落草，那麼我們可以推測，陶宗旺在背負沉重賦稅，幾乎喘不過氣的同時，生活中肯定還遇到了另外一些很大的難題。如果說賦稅負擔已經接近了農民陶宗旺承受壓力的臨界點，那麼這些難題就像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草，終於讓陶宗旺對正常的市井生活徹底絕望，只好丟下土地一走了之。究竟是什麼樣的難題呢？依據歷史的經驗，只能是地方官吏的橫暴。
梁山上只有一個陶宗旺，但這個陶宗旺卻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對梁山而言，陶宗旺的存在，表明了這個組織的巨大包容性，對陶宗旺們具有親和力。如果陶宗旺在梁山還能擁有和享受鄉人們做夢都想不到的一些東西，那就還富有強烈的心理暗示作用，這樣，更多的陶宗旺們就會被裹挾進來，這對梁山有利無弊。
對主流社會而言，陶宗旺之逃離土地，表明這個社會已經到了非常危險的邊緣，這是一記響亮的警鐘。前面說過，像陶宗旺這樣的人，只要還有一口飯吃，他就不會丟下世代相守、自己最鍾愛的土地，而現在陶宗旺的逃離分明顯示，他已對「還有一口飯吃」完全不抱希望了。一個社會只要還略有知覺，對此就必須追問：究竟是什麼讓陶宗旺失去最後的一絲希望？像陶宗旺這樣的人，整個社會中還有多少？……如果一個社會對陶宗旺的逃離完全不以為意，一點兒反省和補救也沒有，那就只有一個結果，即激起越來越多的陶宗旺們背離這個曾經是主流的社會，而「背離」將不僅是身體上的，更是心靈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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